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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思想形于春秋，法家思想形于战国。两种思想曾在战国时期有过激烈 的交锋，对当时、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国法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汉朝“独 尊儒术”之后，法家思想衰落，但即使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儒法两家思想，仍能 感受其思想之“真知灼见”，看到两种思想对中国法律的深刻影响。从本质上来说，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比 较两家思想。一、礼与法儒家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分别只在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 和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1）、社会秩序的看法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孝之分，社会应该有贵 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技艺生产事上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
2、 治世之术治理人民食于人的，各有其责任及工作，形成优越及从属关系的对立； 认为亲属关系之中，应该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 疏、尊卑、长幼的分野。儒家认为，上述两种差异之分同为维持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儒家心目中的 社会秩序，即上述两种社会差异的总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出自中庸）便是写照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法家注意 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人为有功必赏、有过比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 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一 赏一刑，才能使人人守法，而维持公平。若考虑贵贱、尊卑、长幼、
3、亲疏的因素，则违背此种原则，不能达到一赏一刑 的目的。所以，法家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心，不能有个 别的待遇。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饶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 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达到各自理想的方法儒家认为，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 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负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做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自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4、、妇妇的理想社会，而臻于治平。不难看出，儒家所说的礼，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绝不仅仅只是一些抽 象的伦理上道德上的原理原则。儒家提倡的礼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 使贵贱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 的社会秩序。不同于儒家，法家认为，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理想的工具。商君说：“有 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 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这种 毫无通融，不讲私爱，完全以客观行为为断的精神，自和儒家所谓议亲、议故 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尊亲贤，郭旧故，尊宾贵，尚功能，及议事 以制
5、的主张相反，法家根本反对所谓议。慎子说：“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阕也。”这话焉不使儒家为之 变色！焉不使当今社会法律工作者变色！总之，儒家着重于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故不能不以富于差 异性，内容繁杂的、因人而异的、个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 工具，而反对归于一的法。法家欲以同一的、单纯的法律，约束全国人民，着 重于“同”，故主张法治，反对礼。两家出发点不同，结论自异。不管礼治还 是法治，只是儒家法家为了达到不同的理想社会秩序所用的工具而已，它们之 间没有好坏之分，更不能因为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而放 弃法家思想，也不能因为现在我们在呼吁法治而摈弃儒家思想
6、。两家思想是可 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合理采用而让中国法律更加成熟 更加完善。二、德与刑儒家法家要实现自家的理想，即维持社会秩序，都需要借助一种力量，当 有人不遵守此种行为规范而破坏社会秩序时，将有种力量来保护它，制裁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这 种以教化变化人心的方式，是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 自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判裁所能办到。所以，儒家宣 扬以德治天下，以德教化人。所谓“礼者紧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紧于已然之后”，一为事前的预防，一为事后的补救，二者之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礼教之可贵便在于“绝恶于
7、未萌， 而起敬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若能如此，则人民根本无恶的动 机，一切恶的行为便不会发生，法律制裁更无存在的必要。所以说，孔子以无 诉为最后目的，荀子对此也有同样的见解，认为教化即行，便无法律刑罚的需 要。尊德礼而卑刑罚，是儒家一致的信仰。法家则完全与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场，否认社会可以藉德化的力量来维持， 更不相信一二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的治乱。根本反对有治人 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 久安，而不是这种渺茫不可期，时乱时治的办法。“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 而任人，犹之“虽有巧木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主观的判断，时有出入
8、 客观的标准至少是一律的，法虽不善，亦可以“一人心”，愈于无法。从治国的立场来讲，法家根本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并不足以止乱， 无益于治。这些是道德家、教育家的事，他们不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教化，也 不妨唱高调，提倡止于至善，讨论人生最高鹄的。但这决不属于法律范围，决 不是法家所感兴趣，所注意的工作。法家以维持法律秩序为目的，他必须以最 高标准的程序，最快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达到这种目的。法之功用原为禁奸， 非为功善，所以“求过不求善，刑不善而不赏善”。只要法律的机构足以废恶 惩奸，使人不敢为恶，法律的目的便已达到，原不问人心善恶，更不要求人心 良善。从法家的眼光看来，一良善不为恶的人，与一畏
9、刑不敢为恶的邪人，在 客观的行为上并无分别，不必注意其内心上的差异，因之也就无须以仁义教人 为善。所以韩非说：“明主之治国，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 所以法家的结果皆主重刑，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三、总结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 儒家以道德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法家后起， 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然而，汉朝之后独尊儒术，魏以 后儒者参与了制定法律，儒家思想在法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思想在法律 上一跃成为最高的法则，与法理无异。中国法律的许多规定都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如礼有七出三不去之文，后成为法律明定的离婚的条件。而法家思想虽未 成为正统思想，却也影响了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工作者，如诸葛亮、王安石、 张居严谨执法，甚至连儒术的大师朱熹也主张刑不可废。如今，我们建设法治 社会，不仅要继承儒家思想的精髓，也要发扬法家思想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