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孔 毅(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重庆400047)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丛生其中，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缺乏的问 题最为突出为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统治集团高度重视人口数量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伦理 对策，主要有：“善政〞伦理原那么、人道主义伦理原那么、社会利益伦理原那么、生存条件优先原那么和国家功利主义原 那么等这些对策有的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人口数量；伦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l(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一0429(2021)03一0059一08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产行为的根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要素任何社会的存在和 开展，总是以一定的人口数量及其开展为前提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消灭时 期〞[1]旧54，，这一时期的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缺乏的问题最为突出统治集团 除了提出和采取传统的促进人口增殖的手段和措施外，还特别重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人口数 量缺乏的问题。
一、“民数周为国之本"——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空前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数量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战争不断、王朝更迭、刑罚酷滥和自然灾害频 繁，由此造成了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和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数量升降的特点是： 三国西晋时期人口急降缓升；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总人口低线俳徊，而南北合计，人口数量始终没 有超过东汉[2]c腑-6s，二是由于这一时期是门阀制度形成、稳固和鼎盛时代，世家大族势力强大，国家对 社会人口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下降，世家大族凭借政治经济特权，隐匿和荫庇了大量户口，这些户口 脱离了国家的户籍管理，因而国家所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3](P45’三是这一时期佛、道兴盛，寺观不 仅占有土地，还占有大批依附人口，从而造成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 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开展，也促使社会矛盾锋利激化，造成统治阶 级的政治危机因此，统治集团对人口数量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在三国时期徐斡(171—218年)所著?中论?中，有一篇专论人口数量的文章，即?民数?其主要观 点是“民数周为国之本〞，即弄清人口数量是立国的根本。
与传统的“民为邦本〞、“以农为本〞思想不同， 徐斡认为，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是建立在“周知万民众寡之数〞的根底上的，否那么如同“无田而树艺 也，虽有良农，安所措其强力乎〞而“乱君之为政〞往往也是在人口问题上出乱子，“户口漏于国版，夫家收稿日期：2021—02—27 作者简介：孔毅．女，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思想史·59·万方数据脱于联伍〞，这给国家税收造成很大损失，“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更有甚者，造成社会 动乱，政权不稳，“于是盗心竞生，伪奸并作矣小那么盗窃，大那么功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因此，详查 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决定国家政典、礼制、刑法、土地、贡赋、器用、百官俸禄、租调力役、军用开支政策、家 庭用度等诸多事宜的前提[4]‘P580’从中国人口思想史来看，徐斡这种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新颖见解〞，以 往注重人口调查的思想家如商鞅“对掌握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也没有徐斡分析得透彻〞嘲‘P218’二、在人口数量问题上所持的的伦理原那么基于对人口数量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除了运用奖励和促使人口增殖的传统 手段外，还比拟重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人口问题。
一)“善政〞原那么 所谓“善政〞，是指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包括政治组织结构、法那么政令、统治者的治术在内的国家政治和行政，是中国古代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所提倡并追求的政治伦理原那么和理想，它蕴含着对国家政 治权力的正当运用和政治行政自身的道德要求人口是国家行政的根底，人口数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到 统治秩序的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死亡率极高制约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灾害和疾病 流行之外，还有与人口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有鉴于此，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提出“善政〞 的伦理对策，欲以此改善人口生存的刑政环境，使社会得到合理有德的政治治理1．“恤刑〞所谓“恤刑〞，是指治狱者在执法时应对罪犯心存怜悯和同情，审慎量刑曹操执政时，因“天下草 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三国志?卷二十二?卢毓传?)，可见刑法之重曹魏文帝时，御史大 夫王朗上疏，提出降低人口死亡率必须“慎法狱〞，即应审慎执法和治狱，尽量防止因冤狱而减少人口数 量，“夫治狱者得其情，那么无冤死之囚〞(?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东晋时因战争频繁，“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导致人口流失王羲之认为，这是实行连坐 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那么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 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除此之外，“又有百工医寺，死亡 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因 此，王羲之建议对罪犯采取宽恕政策，“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 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同时，将他们的家庭也迁移到都邑以充实人口数量，这既符合德，亦符合理 “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晋书?传五十?王羲之传?)范宁也指出，劳动人口剧减的原因在 于“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实行严坐法，“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 狱愈滋〞(?晋书?卷七十五?范汪附子宁传?)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北魏大臣源贺认为，当时“断狱多滥〞，草菅人命，不仅影响人口增殖，亦不合仁爱之德，因而提出了 “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的恤刑措施：第一，缩小因罪连坐者的范围当时刑律规定“谋反之家，其子孙 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姬在大远，道隔关津，皆不 坐。
〞源贺认为，对于谋反者之子孙如此严厉的惩罚，不合“先朝制律之意〞，所以源贺建议：“假设年十三已 下，家人首恶，计策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第二，宽恕死刑犯虽然“犯死之罪，难以尽 恕〞，但如果“权其轻重，有可矜恤〞源贺认为，现在戍守边疆正需人手，因此，除了那些犯“大逆、赤手杀 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这样做不仅符合“天地有好生之德〞， “那么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而且“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既有利于人口增殖，也表达了先王设置刑罚的最终目的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 西魏吏部尚书苏绰为纠正北魏末刑罚酷滥的现象，在拟订改革方案时，也提出了“恤狱讼〞，强调执法者必须心存仁恕，量刑必须“戒慎〞具体而言，执法者应“推理求情〞，“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反·60·万方数据对执法者“不教而杀〞，反对以严刑重罚残民害民他指出：“假设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 楚 那么刑所不赦〞(?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2．抑止劣政、乱政 恶劣而7昆乱的政治和行政既不合德又不合理，是实行善政的障碍，也是造成社会秩序失范、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各种抑止劣政、乱政的主张。
第一，裁减冗散之官西晋傅玄认为人口数量缺乏与当时官制的弊端有关：“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 属〞，这势必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即官吏数量越多，国家财政就越困难，也就越影响人口的增殖，因为“诸 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 便不继赡〞(?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因此，他建议裁减冗散之官，令其务农这既能减轻农民负担， 刺激人口增殖，亦可弥补劳动人口数量的缺乏，还可增加国家租税收入第二，废止苛政东晋散骑常侍刘波认为，人口数量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烦役殷〞，从而导致“所 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各级地方官价 值取向混乱，“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从而导致“法苛政乱〞所以他恳切希望晋帝能 效法先贤，实行善政，“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晋书?卷六十 九?刘隗附孙波传?)，以此促进户口增长范宁那么剧烈批评东晋的兵制苛刻，极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从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 此。
〞(?晋书?卷七十五?范汪附子宁传?)徐豁亦认为，当时的赋税征收制度不利于人口的繁衍和增殖， “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通典?作“十六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通典?作“十 三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这就导致了百姓一到“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或者“乃断截支体，产 子不养，户口岁灭，实此之由〞因此，“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假设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 有深益〞全晋文·徐豁·表陈损益三事?)时人还认识到，善政的实施还应辅之以法治曹操时下蔡长、邵陵令郑浑就采取教化与刑罚结合的 手段来促使人口增殖针对当地“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 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三国 志?卷十六?郑浑传?)采取同样手段的还有西晋王溶溶为巴郡太守，郡边吴境，战争不断，“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溶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晋书?卷四十二?王溶传?)(二)人道主义原那么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人口问题的核心[6]唧’由于农业始终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 中国传统人口思想往往将人口增殖视为农业开展、国家富强的前提，历代封建政权也大都采取提倡和鼓 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从更深处看，这一人口思想也是源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推崇和 尊重基于对“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和“人之所宝，莫宝于生 全〞(?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的认识，当时的有识之士往往以人为核心去看待和处理人口增殖问题， 因而所提出的人口增殖对策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1．育民时人认识到，人口多寡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对于—个国家来说，“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 育〞(?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育民〞的要义，一是指人口的繁育离不开物质生活的丰裕，即“人生天 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缺乏那么饥，衣缺乏那么寒〞(?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二是指人口的繁育离不开 国家制度和社会保障；三是指赋税徭役的征发要符合人性，且有利于人口的繁育曹魏时王朗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以“育民〞为中心的伦理对策，其要点：第一，使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