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2004-01-21 17:47:09 阅读 18 次 刊《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145-156象牙塔整理 陈寅恪先生(1890-1969)，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打下国学基础12岁至3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合计约有1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104篇论文，还有近年陆续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杨联陞整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大半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代风气，贡献令世人瞩目 一 国学和历史学，是陈寅恪对终身职业的崇高选择。
前人尝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先生更有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同上书，317、318页诚是“文章存佚关兴废”（《广州赠别蒋秉南》，《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页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巨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雨僧日记》，1919年11月14日，引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9、10页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读《僧传》眉批，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3页。
可见其呵护祖国文化的一片真情而其所以“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原因之一，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世有以往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学说）的惟一一次成功记录可资借鉴 殆因父祖两辈的挫折，陈寅恪先生不再涉足政治，学术研究始终恪守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则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到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并以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 二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创立了以士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政治社会演变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观察中古历史辩证发展的大势，把握历史运动的底蕴，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上 在中古时代已经开始的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籍和政论、会要、金石、方志、笔记、类书等各种正史、杂史，卷帙浩繁，有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今古罕匹”的“宋贤史学”，留下堪称“空前杰作”的《资治通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162页但无论是北宋以前成果不菲的史料编纂，还是尔后在文字狱式的文化高压下功力深厚的史料考据，包括《通鉴》的“臣光曰”和《新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在内的史论，都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的议论上，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往复循环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出路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的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的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使其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到了20世纪初，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呼唤“新史学”和“新思想”，倡导进化史观最力的梁启超扮演了“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戴逸教授语）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有心写一部中国通史，反映他们改造旧史的宏愿，惜都未能完成 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历时2 132年的帝制结束，又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学术环境并未出现预期的宽松蓬勃气象而日本，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间，东京、京都两派在“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中国史研究的长老”（周一良先生语）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两位率领下，东洋史和支那学开始具有现代学术的规模水准，一时中国学子趋之若鹜。
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诗所称“群趋东邻受国史”（《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载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65页1910年，即在陈寅恪第一次东渡日本前二年，内藤湖南已在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历史与地理》9卷5号，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卷，中华书局，1992年，10页20世纪初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日本比中国处在起步早、视野宽、水平高的优势地位 曾留学日本三年多，熟知“藤田狩野内藤虎”（《王观堂先生挽词》，收入《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的陈寅恪了解日本的中国学，“神州士夫羞欲死”是他的切身感受不能再落人后的学者良心，显然也是他选择“不古不今之学”的动因之一自30年代初起，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上1931年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的20余年间，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到50年代，才因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的学术批判被迫中辍，“著书唯剩颂红妆”（1960年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47页。
陈端生和柳如是这两位追求自由、光明的清代才女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主人公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计划，被无奈地放弃了 陈寅恪对直到明清结束的整个皇帝时代各阶段的历史都有独到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丰的是“不古不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文史，尤其是历史他提炼出一条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因为有系统的土庶研究、集团研究、内外关系研究支持，许多结论坚实可信，影响深远 在这方面，陈寅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李唐氏族之推测》，一开始就抓住了切入点，从至关重要的土族问题着手去认识中古士族社会尔后理出士族社会兴衰史，系统论及：东汉以后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为寄托（《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1卷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6页官渡之战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东汉儒家大族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西晋篡魏可谓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28、129页南朝之政治史，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史语所集刊》11本1分册，引自同上书，95页。
陈霸先又别用南方土著之豪族，此为江左300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2期，引自同上书，48页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32页既非出自山东士族，又不属关陇集团的武后掌握政权，在历史上实有进步意义，盖北朝之局势由此而一变（《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转成孤寒之族，旧习门风论替殆尽，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9-80页陈寅恪一再强调：“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2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48页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史语所集刊》3本4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303页陈寅恪关于东汉以后至唐后期士族门阀贵族和进士科新兴官僚兴替历史的系统研究成果，相当完整地勾画出那八九百年间社会主流阶层成分变化的全貌，是认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背景、经济冲突内涵和文化变迁特点的基础近几十年间在史学界带起了一股常盛不衰的士族研究热，这是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研究中，工作进行得最充分最扎实的一个领域，从而深化了对整个中古时代的认识，提升了断代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陈寅恪富有启发性的系列成果，有开创性的贡献 为细化对士庶问题的研究，陈寅恪区分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为集团，主要是地域性集团，分析集团间的冲突斗争，进一步生动具体地揭示出一幕幕政治斗争的社会内容，达到本纪列传体史籍无法企及的深度 陈寅恪判研的集团，有魏晋之际曹魏的法家寒族集团和西晋司马氏的儒家大族集团（《崔浩与寇谦之》，同上书，128、129页；《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3期，《金明馆丛稿初编》，42-43页东晋南朝时迁至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迁至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还有楚子集团与也是南渡之北人，但出身寒微，以武功特起，又别用南方土著豪族的陈霸先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1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1941年《史语所集刊》11本1分册均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67-68、94-95页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1期或称关陇胡汉集团、关陇六镇及山东豪杰两系统之集团（《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7页；《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岭南学报》12卷1期，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226页。
其中特别是关陇集团的概念自40年代初提出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被中外学者广泛采用，成为解释隋唐历史的首要理论框架关陇集团政治模仿门阀，但自身终究并非旧门阀，因而具有既保守又革新的矛盾性格，在中国门阀社会向后门阀社会的转变中起了关键作用关陇集团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隋唐历史底蕴的认识 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是陈寅恪把握历史大势的又一重要视角，周边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复杂的内外交往和冲突的聚集点陈寅恪在研究历朝史的时候，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眼光不局限于中原王朝和内地的汉文献 著名的例证可举对东北高丽问题的研究东北高丽问题在隋唐时变得非常出和重要，在北方和西北方向边境形势基本稳定后，隋唐两代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方向，想解决在辽东、辽西扩张势力范围的高丽问题自开皇十八年（598年）至总章元年（668年）的70年间，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前后十余次遣兵击高丽，最后虽然平了百济，灭了高丽，但还是不过数年便退出朝鲜半岛，无力与统一半岛的新罗冲突下去而后撤原因与紧急西调进击吐蕃的征东名将薛仁贵咸亨元年（670年）在大非川的大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