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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命运共同
2、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
3、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
4、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重要武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能解决全球
5、治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上”；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是不
6、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开，整个世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
7、、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自16世纪以来，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麦克卢汉写道：“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在经济上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上通过北约和结盟机制，在法治上通过国际公约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与21世纪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是相背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和权力格局的重大转变从垂
8、直的线性治理模式转向“全球共治”模式，从中心-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网格化的复杂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体系，这是对单向线性思维的超越。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从复杂性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不存在等级化的主从结构，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边缘”格局，各成员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多中心的网格秩序，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体内部事物的处理遵循“平等”原则和“民主”机制，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原则，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强权思维既缺乏国际道义的基础，在现
9、实中也行不通。习近平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行动原则。第三，从主客二分思维转向主体间性思维。在传统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以“我”或“我们”为中心，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使用“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世界被刻板地分为“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盟友与敌人”“民主与专制”“西方与非西方”简单对立的两极，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10、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由于主体力量对比悬殊，共同体、国际组织、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家操弄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的和谐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小我”湮没于“大我”之中，“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对立、对抗是国际社会的常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体，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共同体成员第一次使用“我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是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跃迁。不同国家都将对方“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主权国家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意识并把“他者”对象化的欲望，也不是出于对共同体中“他者”的单向依附，而是
11、出于共同体成员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对主客二分、主从依附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在这里，“小我”支撑“大我”，每个民族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在这里，“大我”成就“小我”，共同体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在这里，共同体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与“小我”相对立的抽象物，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绝于共同体之外、与“大我”相对立的“唯一者”。“小我”与“大我”之间，秩序与自主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走向和解，人类社会迎来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二、世界秩序
12、重构的中国方案世界需要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西方大国主导建构的现行世界秩序，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真实的”共同体，对于边缘国家来说则是完全虚幻的东西，是通往美好世界之路上新的桎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秩序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是“新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世界历史构想。该方案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秩序方案，旨在突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惯性，消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打破西方大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终结单极力量操控的霸权世界秩序，追求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建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归根结底，该方
13、案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改革现行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界。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1945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相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国际公约、准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原
14、则基础，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很美好，但现实终归不是理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早已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全球共同体”发展道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等级差序结构固化，人类构建正义秩序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嵌入“世界市场”的表现形式。这套世界体系的最终操控者是跨国大资本，在资本的动力机制下，世界普遍交往逐渐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和财产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统治、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
15、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也被称为“神圣资本同盟”。这种共同体信奉的是单边主义、霸权旨向的地位观，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利益观，西方中心、文明优越的文明观，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观，抱团结盟、自我至上的安全观。这种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把自身的价值伪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只有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存在的，对于绝大多数依附型国家、边缘国家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邓小平早在1988 年 12 月会见印度总理
16、甘地时就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的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全体系积重难返，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社会迫切要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把准问题，方能“开方”。重建国际秩序的出路何在？中国方案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将“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造升级为“共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