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管理和预防接种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_参考

泓域/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管理和预防接种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管理和预防接种 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xxx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一、 “先生孩子后起名”的股份合作制 2 二、 股份合作制从农村走向城市 5 三、 合作制经济的局限性 7 四、 合作制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8 五、 对股份合作制再创新的探索 9 六、 股份合作制经济的不断规范 13 七、 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与特征 15 八、 钱德勒对“现代企业”的描述 18 九、 企业被看做是市场交易的“内在化” 20 十、 “协作群生产”假说与企业等级制 22 十一、 产业环境分析 25 十二、 儿童发展现状 26 十三、 必要性分析 28 十四、 公司简介 29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31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31 十五、 法人治理 31 十六、 项目风险分析 46 十七、 项目风险对策 48 十八、 发展规划分析 49 一、 “先生孩子后起名”的股份合作制 在传统的农村集体企业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集体财产所有权主体“缺位”与行政干预“越位”的问题。从法权关系说，乡镇企业集体财产的所有者是明确的，这就是企业全体职工的“集体”。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这个“集体”是流动状态的：新职工入厂时，不掏1分钱就可以成为集体财产的主人；老职工离厂时又不能带走1分钱，职工很难体会到自己，是集体财产的主人。由于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操作时不够明晰，全体职工对集体财产难以行使所有者的权利，这就出现了所谓集体财产主体的“缺位”问题。这一问题的最好验证，就是山东诸城市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出售乡镇集体企业所得到的资金，说不清应该归谁所有，只得作为“待界定财产”，由国有资产管理局代管。 为了解决“缺位”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权力机构，代表全体职工行使所有权。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就“越位”掌握了集体企业控制权，对集体企业拥有经营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剩余索取权。这就造成了政企不分，使集体企业变成了“二国有”。由于“缺位”与“越位”问题的存在，使得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比国有企业更加模糊不清，集体财产的流失也更加严重。 《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广东省宝安县横岗镇采访时，村干部向他们反映：初级社时，农村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除去按劳动分配外，各家人社时的土地、农具等还可以按股分红；高级社以后就糊涂了，“大锅饭”越做越大，平均主义越来越严重，与此相反，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低，集体经济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职工对集体所有到底是怎么“所有”说不清楚。前几年，一个村办厂着火，竟没有几个人去救火。所以，不改不行，再不改，集体的家底就真的要糟踏光了，还有什么共同富裕！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的经济改革率先在农村中进行，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股份合作制。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镇长行村是股份合作制的试验地区之一。1982年，村民在实行“家庭包干”时遇到一个难题：有一些原集体财产，如拖拉机、耕牛等，不便分到个人，于是就“对原村集体财产清产核资，折股量化到人，然后集中进行民主管理”。此外，为了照顾离退休老职工的利益，继续让他们保留了部分集体公股。这样，股份合作制模式基本形成，它以“集体股”和“职工股”的组合为基础，前者实行“人一票”原则，后者实行“一股一票”原则。 此后，股份合作制很快在全国推开，但各地的形式又有所不同。深圳市宝安县横岗镇早塘村1989年搞股份合作制，全村集体财产经清产核资为46万元，全村42人，满16岁的分1股，不满16岁的只分半股，加上集体股12股，总共42股，每股股金约合1.1万元。他们实行“分清”不“分光”的原则，不仅保留了部分集体股，而且规定分到个人名下的股份，有所有权、受益权，但没有处置权。这样，横岗镇的村级集体资产不但没有分光，而且在增加，3年后，已由6000多万元增加到2亿多元，农民的个人股也相应增加了。广大农民反映，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农民对集体财产的实实在在的所有权，股份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乡镇集体经济与广大农民紧紧联在一起。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管理民主，政企分离，像块磁铁把人心吸得牢牢的。 二、 股份合作制从农村走向城市 改革十多年来，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放权让利、承包制或租赁制的改革实践，但始终没有摆脱困境，一直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改革，即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样，股份合作制试点就在一些小型国有企业中悄悄地展开了，并已取得显著的成效。 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诸城市，1992年对市属独立核算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其结果令人震惊：绝大部分企业负债率很高，平均在85%左右，不少企业成了没有资本的“空壳”；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人人不管，政府有关部门摊派多，企业大吃大喝多，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企业亏损面高达68.7%，亏损额达1.47亿元。面对如此局面，诸城市自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全市274家企业中全面推行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成立有限责任公司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203家，其余62家进行了拍卖、租赁、兼并、外资嫁接等形式的改革。在股份合作制改革中，企业如果有净资产，将其折成股份出售给企业职工。出售采取配股认购和自愿认购两种方式，同时规定认股最高限额，使职工之间持股数量大体平等。考虑到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国有资产管理局将出售经营性资产的收入部分再以借贷形式给企业使用1年～2年。由于城镇集体企业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其资产出售价值由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待界定资产”专项代管。通过改革，企业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提高，1994年资金利税率达13.7%，人均劳动生产率达2.8万元，比上年提高73.1%，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 上海市从1993年开始，对一些国有小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最先实行改制的上海灯具厂，是二轻系统专业生产船用灯具的一家国有里弄小厂，在职职工202人，离退休职工87人。经资产评估，企业净产值由204万元升值为415万元，扣除待处理财产损失和应报废财产40万元，以及87名离退休职工的安置费261万元，剩下100多万元由职工出资一次性买断。职工入股多数为3000元～4000元，厂长入股为职工平均数的3倍。改制后，职工积极性明显提高，经营管理人员肩负压力开拓经营，企业税后利润逐年增加。 另一个率先改制的是上海医用恒温设备厂，在职职工86人，离退休职工54人。该厂账面资产113万元，评估后为183万元。经各方协议，由出售方（原上级主管部门）支付离退休职工安置费108万元给买方，他们的生活保障继续由企业承担。厂内职工已认股165万元，平均每个职工入股1万元，中层干部2万元，厂长3万元。现在全厂正在加紧技术改造和深化改革，力争年内实现销售收入和利润翻两番。 当然，国有小企业的改革不应搞“一刀切”，而应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如承包、租赁、合营、兼并等。但是，应当肯定的是，股份合作制是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有效的形式之一，如果能够试验成功，它将具有十分广泛的适用性，有利于解决我国国有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三、 合作制经济的局限性 合作社运动失败率高的原因，在于合作经济的产权制度所固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资金限制和管理方式限制两个方面。 1、由于合作社社员多是普通劳动者，资金筹集能力有限，难以形成大资本。而且据调查分析，社员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心理，“吃种子粮”现象严重，使本来就紧张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这样，合作经济特别是生产合作社，不可能是资本家企业的竞争对手，日趋衰落是总的趋势。生产合作社的出路一般只有两条：一是破产，这是大多数合作社的最终结局；二是吸收外部股份，雇工剥削，转化为资本家企业。所以，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 2、合作经济的管理制度，也限制了资本规模的扩大。合作社强调实现劳动者自愿的与民主的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原则，这可以说是合作经济的最大优势。然而，实际上，这种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非社员的专业管理人员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社员对管理的参与热情必然不断下降，“只有少数在晚上志愿参加公共管理工作”3。这就是说，合作经济的管理体制最适合于小型企业，而不适合于大型企业。如果说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与合作经济“一人一票”原则的矛盾就是难以解决的。 四、 合作制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运动，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经济是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它只是试图通过工人联合劳动来改变劳动者的生活，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而也逐步为资产阶级所接受。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开始总是想把合作经济铲除在萌芽中，后来却“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 因此，自18世纪末以来，合作社运动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工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连它自身的生存也很艰难。合作社运动的实际情况表明，只有以零售商业和为社员提供服务为主的消费者合作社办得比较成功，而在劳动密集行业组织的生产者合作社的失败率却一直很高，它在各国经济中一直未能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例如，20世纪初，在英国有130多个生产者合作社，而到60年代末，只剩下23个。 五、 对股份合作制再创新的探索 股份合作制的上述局限性，要求我们继续探索股份合作制的再创新之路。克服股份合作制自身局限性的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是探索大幅度提高内部职工持股金额的途径；二是探索股份合作制广泛吸收外部入股份的途径。美国的“雇员持股计划”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 所谓的“雇员持股计划”；是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凯尔萨与帕特里西亚•凯尔萨在《民主与经济力量》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作者认为，随着生产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资本对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大，分配也同时向资本倾斜。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只能加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样的结果是：（1）劳动者不可能享受因科技进步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劳动最多只能维持生活，而资本则产生富裕”；（2）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劳动工作是暂时的，而资本工作则提供终身就业”。 为了向普通劳动者“提供一生的舒适和安宁的生活”，该书提出了“雇员持股计划”。其基本原则包括：参与原则，鼓励职工广泛参与企业管理；平等原则，即每个职工所持股份有一个最高限度，以防止垄断；按贡献分配原则，要根据职工的工资水平和贡献大小向职工分配股份；共同管理原则，即职工持有的股份不能自由转让，由职工持股信托委员会统一管理，实行民主决议原则。“雇员持股计划”的实施方案是：（1）企业提供信托票据担保，由金融机构向职工提供贷款；（2）成立职工持股信托委员会，扶助职工按市价购买本企业股票或认购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并统一管理职工的股票；（3）职工的股票要放在贷款机构作为抵押，并用股息和部分工资分期偿还贷款，同时取回股票，分到职工名下；（4）政府给予试点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如在1994年的《雇员持股法》中规定，银行由于雇员持股计划贷款而收取的利息收入，可减少不得超过50%的所得税，同时公司的所得税、保险税也可在50%的税级内，这类公司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