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公司治理手册（范文）

泓域/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公司治理手册 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工程 公司治理手册 目录 一、 家族治理模式的评价 3 二、 家族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4 三、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 8 四、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 14 五、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15 六、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 19 七、 管理腐败的类型 21 八、 管理层的责任 23 九、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议事程序 25 十、 股东大会决议 26 十一、 产业环境分析 27 十二、 知识产权转让的概念 28 十三、 必要性分析 29 十四、 项目基本情况 30 十五、 项目风险分析 33 十六、 项目风险对策 36 十七、 SWOT分析说明 38 十八、 发展规划 46 十九、 人力资源配置 54 劳动定员一览表 55 一、 家族治理模式的评价 （一）家族治理模式的优势 家族治理模式下大股东一般较为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有利于管理者和所有者沟通协调。高度统一的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家族治理结构，不仅使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趋于同步，实现双重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内部的交易成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内部管理的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家族治理模式的弊端 1、所有权控制过于集中，容易产生家族股东“剥削”小股东利益现象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控制者获得的控制权达到一定临界点，就获得全面控制权，由于责任不对称和激励不兼容，控制者具有利用控制权获取私人利益的激励，从而损害小股东利益。此外，家族模式下的公司治理缺乏透明度，为家族控股股东谋取私人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2、企业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发挥 首先，银行无法发挥监督作用，只是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企业或者政府控制下的贷款人。其次，东亚国家及有关地区资本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具有流动性低、交易不活跃、缺乏透明度、信息披露不充分的特点，因此，家庭企业外部股东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做出相应的投资决定，保护自己的权益。 3、家庭权力交接容易引起企业动荡 一些家族企业的创业者在把企业领导权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时，由于承接领导权的第二代人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而引发企业分裂、解散和破产的风险。如韩国国际财团——拥有20个系列公司的世界性大企业突然倒闭，究其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按其涉及的产业和经营活动的要求，国际财团应该由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高级经营专家组成，但该财团的领导核心却是由缺乏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所组成。 二、 家族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情况，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第三种情况，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庭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当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种情况，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或企业，或是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由家族成员控制着。上述五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都大量存在着，而且包括了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所有权或股权由家族成员控制的基本概况。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4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为家族所控制，比例分别为71.5%、67.2%、61.6%、55.4%、66.7%，韩国、菲律宾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比例略低些但也分别达到了48.4%、44.6%、48.4%。 （二）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 东亚公司的控股家族普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投资决策，家族控制的董事会在公司中掌握实权，控股股东往往通过控制董事和经营者人选来控制公司，1994年评选出的1000家最大华人企业中，董事长和经理之间有亲属关系的占82%，只有18%的企业雇佣没有亲属关系的职业经理。从表4—1中可以看出，东亚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之比除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略低于0.8外，我国台湾为0.832，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为0.85以上，最高的泰国为0.941，说明东亚国家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保持了高度统一。东亚国家和地区平均66.8%的公司由控股股东控制董事和经营者人选，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80%以上控股股东支配所持股公司的董事和经营者人选，最高经营者往往来自控股股东家族，由此形成了东亚国家公司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独特模式。 （三）家庭化的公司管理 公司决策方面，由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在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中，企业的决策被纳入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中的同时是企业创办人的家长一人做出，家族中其他成员做出的决策也需得到家长的首肯，即使这些家长已经退出企业经营的第一线，但由家族第二代成员做出的重大决策，也必须征询家长的意见或征得家长的同意。当家族企业的领导权传递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前一代家长的决策权威也同时赋予第二代或第三代接班人，由他们做出的决策，前一辈的或同一辈的其他家族成员一般也必须服从或遵从。但与前一辈的家族家长相比，第二代或第三代家族家长的绝对决策权威已有所降低，这也是家族企业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出现矛盾或冲突的根源所在。 企业员工管理方面，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不仅把儒家关于“和谐”和“泛爱众”的思想用于家族成员的团结上，而且还推广应用于员工管理上，经营者对员工的管理不完全是雇用关系，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形成了一种和谐共处的环境。通过提高员工公共福利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凝聚力，培养企业内部的家庭化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例如，马来西亚的金狮集团，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辞退员工，如果员工表现不佳，公司不会马上开除，而是采取与员工谈心等方式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家庭式的管理氛围在公司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印度尼西亚林绍良主持的中亚财团，对工龄在25年以上的超龄员工实行全薪退休制，使员工增加了对公司的忠诚感；再如，韩国的家族企业都为员工提供各种设施或条件，如宿舍、食堂、通勤班车、职工医院、浴池、托儿所、员工进修条件等。韩国和东南亚家族企业对员工的家庭式管理，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而且还减少并削弱了员工和企业间的摩擦与矛盾，保证了企业的顺利发展。 （四）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一方面企业经营者为家族成员的利益奋力拼搏，将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诸在日常管理中，视企业为自己的生命，能产生非家庭企业经理层难以比拟的动力；另一方面为了家族事业的发扬光大，为了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为了一个有荣耀、和谐、富有的大家庭，必须努力工作。这种来自家族经济利益和家族亲情的双向激励与约束是家族企业的重要特征。因此，与非家族企业经营者相比，家族企业的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利己主义倾向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降低了代理成本。 三、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 一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公司的获利性和增长性、获取资本的能力以及资本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治理程度越好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就能以较低的资本成本更方便地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迫于竞争压力，公司会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这就促使全球公司治理最后趋向于单一的最有效的模式。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几种公司治理模式内在的体制缺陷日益暴露，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各国纷纷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最终以美英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两种主要治理模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东亚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不断向此两种模式靠拢为标志，出现一个公司治理国际趋同的迹象。 （一）美英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手投票”的内部治理机制 美英公司治理模式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日趋稳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以及强化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等方面。 1、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 由于银行双重身份所赋予的“相机治理”功能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证券市场所难以达到的直接监督作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开始重视银行的作用，并逐渐放松对银行的限制。以美国为例，1933年对《银行法》的改革突破了银行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而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案》的实施，则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涉足证券投资等非传统银行业务，1997年进一步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从而放松了对银行持股的严格限制。 2、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其持股日趋稳定 由于机构投资者手中持有股份过多，难以在短期内找到足以买进这些股份的买主，因而要想全部卖出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将手中持有的巨额股票抛售会引起股市大跌，并因此累及其他股票，又会使机构投资者自身蒙受更大损失。这就在客观上迫使机构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逐渐向长期投资者转化，并借助投票表决机制直接参与公司决策以保证权益不受损害。这说明英美的投资机构比过去更多地关注其持有股权公司的长远发展，开始较多地介入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公司经理的经营行为，促使经理从长远角度进行决策和管理，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 3、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 近年来，传统的英、美公司治理强调股东至上的原则有所改变开始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该法案一反传统公司法中“股东至上”的准则对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做了限制，对工人利益予以保护，并授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它包括四条新条款：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敌意接管计划宣告后18个月之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敌意接管者所获的利润；成功了的敌意接管者必须保证26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最引人注目的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而不像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此后美国其他州也竞相修改了公司法，允许（甚至要求）经理对比股东更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等）负责。 4、强化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 为了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美英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公司为了增强对经营者的监控，开始借鉴德国模式，试图引进董事会内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角色分工，以期非执行董事能将更多精力放在替股东监督经理上。 （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脚投票”的外部市场机制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银企关系发生变化和法人交叉持股的比例降低等方面。 1、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德国和日本公司的直接融资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间接融资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在1975～1985年，德国和日本两国企业直接融资总额占对外融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2.5%和14.6%，在1986～1990年，其比重分别上升为18.2%和30.4%。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个人股东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德日两国对有关股份公司法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