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城市绿色包装推广项目研究

宁波市城市绿色包装推广项目研究 一、 全面推广城市绿色包装 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限制产品过度包装要求，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力度，各领域普遍推广一次性塑料制品替代产品，2023年底，全区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用品，严格执行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到2025年，城乡各领域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编织袋、塑料餐具等，全区邮政快递网点降低不可降解塑料胶带使用量，快递行业废包装产生量实现零增长。 二、 无废理念形成背景 无废一词源自英文ZeroWaste，常被译为零废物、零废弃物、零废弃、零垃圾、零填埋和零浪费等。ZeroWaste一词最早出现在1973年美国耶鲁大学化学博士保罗．帕尔默（PaulPalmer）创建的零废物系统公司（ZeroWasteSstemsInC），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品的回收和再利用。其产生的最初背景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大量城市固废垃圾产生和填埋焚烧处置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更换频率越来越高，并且需要大量的一次性用品及包装。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枯竭和能源危机，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量废物的产生。垃圾处置途径主要有填埋．焚烧、堆肥和回收利用等。像美国等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的国家，填埋成为其主要的处理方式而像北欧及日本等国家，由于普遍国土面积较小，人口密度较大，固废填埋并不是特别经济的选择，所以焚烧比例相对较高。出于城市地区垃圾填埋场的短缺以及垃圾焚烧厂（垃圾发电技术）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顾虑，最初的无废聚焦于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即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可以作为其他产业的原料加以利用，实现生活垃圾循环再利用的最大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急速增长的垃圾数量和种类不仅要求废物的收集系统愈加复杂，还对城市有限的废物处理能力提出挑战。同时，国际上有多个NGO环保组织，宣传无废运动，无废理念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其关注的问题也逐步演变为如何系统化解决城市垃圾问题．2002年零废弃国际联盟（ZeroWasteInternationalAlliance，简写为ZWIA）成立，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建立标准以指导零废弃战略在全球的发展。2006年，保罗．帕尔默成立了零废弃研究所（ZeroWasteInstitute），一个非盈利机构，主要从事在工业和商业领域运用零废弃原理实现垃圾减量，出版和发表环境影响报告和零废弃影响报告。2010年底，欧洲第个零废物研究中心在意大利成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演化，无废理念从注重末端治理提高回收利用率转变为注重源头减量和过程再使用的废物倒金字塔新型管理理念。许多西方国家的城镇和机构将零垃圾目标纳入其垃圾管理战略，无废城市概念便被作为城市垃圾管理和垃圾减量的终极目标。 三、 我国无废城市的实践 （一）工业领域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是11+5试点城市和地区无废建设中的一个系统性、引领性的指标。在试点建设中，各城市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定位，采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业技术绿色升级等措施，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同时，遵循从环境中来，到环境中去的理念，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废弃矿坑、沙坑生态修复材料，实现废弃砂矿矿坑的场地再利用，进一步拓宽了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渠道，协同解决了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压力。在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生态修复材料的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出台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废弃砂坑、矿坑生态修复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在环境安全与生态修复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与协调。 （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考虑通过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建设，推行农业绿色生产，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在无废城市试点建设过程中，以徐州市为例，徐州市农业废弃物主要包含秸秆、畜禽污染、废旧农膜、农药包装物等，其中以秸秆和畜禽污染为主。徐州市以绿色生态循环为导向，开展技术创新，加大对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废旧农膜等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利用。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模式，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7%；在畜禽污染方面，在养殖大县大力推广秸秆粪便太阳能沼气循环利用技术，推动畜禽粪污能源化高值利用；在农膜使用方面，强化地膜市场准入，推动标准地膜使用全覆盖，并建立地膜回收利用市场化运作体系，提高地膜回收利用率，废旧农膜回收率达85%，地膜回收率达74%。 （三）生活领域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生活领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建筑垃圾等。生活垃圾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密切相关，例如，近年来，我国过度包装和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问题比较突出。基于城市特点和现有基础，建设以白色污染治理为重点，初步形成了以制度建设为引领，以源头减量为核心，以陆海统筹为手段，以公众参与为保障，以国际合作为引擎，促进白色污染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在制度引领方面，成立了禁塑工作领导小组，高标准制定了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系列政策，高位推进禁塑工作；在源头减量方面，实施重点行业和场所禁塑，如鼓励使用可重复利用的替代品，推广绿色农业防控技术和全生物可降解农膜，规划建设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厂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建立海洋环保宣传教育基地，为公众搭建常态化、社会化的海洋环保科普平台；在国际合作方面，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净塑城市倡议，加强国际间净塑经验交流与分享。 四、 无废城市建设基本原则 坚持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重点战略方向，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多跨协同，强化建设工作系统性、协同性、配套性和永续性，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无废城市建设全过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思路方法举措，强化科技动力支撑，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补齐相关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不断优化完善阶段性建设指标体系，压实各方责任，依法治污、精准施策，破解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保障无废城市建设有力推进。坚持把国家同责、一岗双责要求落实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全过程，大力宣传无废城市理念，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加快构建国家领导、企业主体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格局，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五、 无废城市发展趋势 关于无废城市，行业首先关心的是市场规模，这确实是决定市场主体响应程度的评判依据之一。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达到7万亿元至8万亿元，带动4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有关数据显示，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中，有1/4的城市缺少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这其中，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0%，历年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总量达600亿至700亿吨。 而在全球范围内，固废市场成为仅次于水务的第二大环保产业。2020、2021年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的固废市场已经超越水处理市场，成为国内第一大环保板块。《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农业废弃物等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及无害化处置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范围，保障设施用地。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从环保行业的角度看，无废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市场是剩在最后的最难啃的骨头，但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无废城市建设算是才起步。 关于无废城市建设，市场规模是千亿还是万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趋势的判断。在国家战略层面，无废城市建设既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平的有效抓手，长久来看无疑是值得布局的。固废处理已经是国内最大的环保板块，随着十四五期间117个无废城市建设的推进，固废市场值得期待。正如经济发展的重心要从求量往求质转变，不管是环保行业还是循环经济也都在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过去大鱼大肉地吃政策红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再往下走玩家们首先要调整的是心态，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六、 我国推进无废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我国首批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未来进一步深入系统推进我国无废城市建设，仍面临着缺乏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管理体制运行不畅、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经济激励和市场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不足等诸多挑战。 （一）系统性顶层设计不足 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零废弃（zero-waste）、循环经济作为国家和地区战略之一，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明确了未来10—30年的战略目标、实施路线图和具体行动计划。我国国家层面尚未明确中长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缺乏分类指导，其与经济社会转型、碳达峰、碳中和等约束性目标协同推进等方面的战略研究和部署不足。 （二）循环经济发展的融合统筹不足 发达国家普遍把减量化、资源化作为城市废弃物管理的优先层级，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城市零废弃的主要路径。从我国首批试点实践来看，当前无废城市建设更多关注各类固废产生后的处理处置，偏重固废的后端治理。虽然国家层面成立了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但具体到11+5个地方试点工作的组织管理层面，主要是由负责城市固废监督管理工作的各地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部门推动；受制于当前管理体制和部门责任分工，首批试点建设实践内容更侧重环境监管、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等，对固废的源头减量化（避免产生或少产生）、资源化管理的统筹能力不足。由于首批无废城市试点周期仅1年多，加上疫情影响等，成效总结中不少内容是对前期已开展的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试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试点、绿色工厂试点等单项试点工作的材料收集和整合，发改、工信、住建等其他部门对无废城市试点工作的实际参与度不高，试点建设与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短板突出，关键制度缺失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重固废分级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构建了完善的涵盖废弃物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但配套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尚未健全，尚未涵盖全生命周期各关键环节。已有法规中对固废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多以鼓励、引导为主，缺少法律强制性要求和管理抓手，对企业、个人等主体的责任规制及激励作用不足；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等关键制度不完善，涵盖领域较窄；资源回收及综合利用的技术标准、质量分类标准和检测标准缺乏，且现行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之处。这些管理制度障碍很难靠地方试点去解决，因而极大阻碍了长效机制的形成。 （四）缺乏有效的经济手段和市场化措施 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灵活多样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手段，激励废弃物产生者改变行为。但我国当前固废管理相关经济政策的引导、调节作用十分有限，市场培育、扶持力度不够。①在资源利用的客观约束、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等方面规定欠缺。现行资源税对资源的稀缺性体现不足，自然资源价值被低估。②综合利用财税激励力度不足。例如，现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覆盖类别有限，仅占全部类别的16%左右，且对生产原料的使用限制过多。③固废处理处置产业体系市场化程度低，地方垄断问题普遍存在。 （五）固废的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创新及转化不足 缺乏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不足，近年来，虽然我国从事固废综合利用的企业越来越多（据统计，2019年全国从事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企业有3万多家，比2018年增长25%），但所采用的综合利用技术大多为制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