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可行性研究

碳达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可行性研究 一、 建设碳达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 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场站等区域布局光伏发电及充电设施，实施绿色化提升改造。加快推进轨道交通站点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模式开发，建设集住宅、商业、办公于一体的上盖综合体，强化土地空间资源集约利用。有序推进充（换）电站、配套电网、加注（气）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精品示范绿色公路，强化资源循环利用，推进公路节能型施工机械应用，新建高速公路、有条件的国省干线按照绿色公路标准建设。持续推进绿色续航行动，在辖区内高速公路沿线，探索太阳能光伏设施应用。 二、 碳达峰对我国的启示 （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长期发展 从达峰国家经验看，整体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提高人均GDP水平，是平稳达峰的前提保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二）着力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如期实现碳达峰 与已达峰国家相比，我国能源结构偏煤的特点，决定了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转型仍是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主要着力点。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基本原则，杜绝运动式减碳，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基础上，以电力生产清洁化、消费终端电气化为主线，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水平，推动能源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 （三）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障高质量实现达峰 产业结构调整是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手段。我国两高行业比重偏大，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旺盛，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做法无法复制。须立足本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淘汰资本密集、能源密集、碳密集产业，发展信息密集、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新格局，力争早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四）制定各省差异化目标，杜绝达峰时间一刀切 从欧盟经验看，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碳达峰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省际之间不平衡的情况更加突出，应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以碳排放总量占比高的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推动各省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允许不同省份率先、同步甚至晚于全国达峰，对个别省份达峰时间较长或长期位于达峰平台期应有充分预期。 （五）加强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监测 增强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我国应定期开展全球各国碳达峰状态的评估与监测。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并实现达峰的碳排放大国，督促其主动承担减排国际义务与历史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对于已位于碳达峰平台期或尚未达峰的国家，督促其分行业细化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确保碳排放不会反弹式上升。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的投资机会。 三、 碳达峰实施指导思想 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增强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各项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的新北辰，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不让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因此减碳不能单打一，而要推动减碳、治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特点：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绿色技术推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基于绿色技术的特点，有三个目标需要实现：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或者是零排放；培育有竞争力的低成本优势。 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光伏发电为例，在10年前，可能很少有人相信光伏发电能够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竞争，但现在已经可以竞争了。在这10年间，中国的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以上，风力发电成本也降低了30%到40%。基于业内的专家研究，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的成本相比，可能今后几年的成本相当于燃煤发电的一半左右。 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包括：电力生产清洁化，发展氢能源，交通和工业的电动化/氢能化及碳捕捉四个方面，即借助光伏、风电装机增长，电力系统将实现完全脱碳；实现氢能源全面商业化，特别是在航空等领域；在钢铁、建材、交通等能源消费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电动化和氢能化改造；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030年中国碳排放将达到116亿吨的峰值，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里程碑。未来十年，非化石能源将首次成为增量能源需求的主力。预计从2020-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增长20%；非化石能源是满足这部分增量需求的关键，占一次能源比重将从16．4%上升到26．0%，其中光伏、风电潜力最大；化石能源占比将从83．6%下降至74．0%，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总量分别于2025年、2030年和2040年达峰。 五、 碳达峰行业市场现状 从2020年底以来，我国多次在重要场合和政策文件中提及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是指在2030年之前，我国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随后不断下降;碳中和是指在2060年之前，我国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可以正负抵消，达到相对意义上的零排放。科学研究表明，过量的碳排放会导致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 我国碳排放量情况从建国初7858万吨到改革开放14．6亿吨，呈缓慢增长。进入2000年以后，快速增长，到2019年根据数据显示我国二碳排放量已达到101．7亿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我国经济快速恢复，碳排放量增长0．08%，达102．51亿吨。 为节能减排，我国从十一五阶段就开始提出相应要求。随着2005年以后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尤其是工业领域的不断加大管控力度，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从2．524千克/美元迅速下降至2010年的1．39千克/美元，说明十一五以来我国节能减排效果明显，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仅为0．653千克/美元，仅为2005年的四分之一左右。 六、 碳中和面临的形势 多年的发展使中国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能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和技术支撑。特别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低碳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效，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目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困境亟待补齐和突破。 （一）低碳发展政策法规体系和体制机制已较为完善 随着低碳发展战略的不断强化，中国的低碳发展政策体系也快速完善起来。国家、地区、部门、行业、领域等各个层面的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日趋完善和严格，法律法规、行政、经济、自律性等各种类型的低碳发展政策工具被不断丰富和强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也在不断增强。 （二）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及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大促进了节能减排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使中国的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中国在节能技术发展与应用、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大大促进了低碳发展进程，成为低碳发展的三大驱动因素，也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三）低碳发展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还处在起步阶段，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才发布《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领域之一，低碳技术创新也是如此。一方面节能技术创新虽然进步巨大，但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一些指标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即便在节能技术比较领先的粤苏沪地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产品也普遍缺乏，一些节能技术的关键技术与核心元器件及材料还受制于发达国家。而且目前研发出来的节能技术还普遍存在推广难、选择难、融资难、落地实施难等突出问题，由此导致中国的整体节能技术进步还相对缓慢。 七、 碳达峰发展的风险因素 碳中和工作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不要走进双碳速胜论消极悲观论的误区，而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能源、产业、金融多部门协同联动，数据、人才、管理多要素融合创新，多管齐下消解碳减排的灰犀牛带来的巨大风险，为城市升级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推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以及能源、交通、产业等多个部门，若不能有效地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就有可能产生碳减排的灰犀牛。所谓碳减排灰犀牛，指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过程中，发生概率很高、负面影响巨大的各类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以高耗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以及发展与之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区域影响较大。碳中和愿意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要重视三个问题。 （一）要注重地区转型与区域发展的公平减碳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资源基础差距较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存在着发展惯性和投资路径依赖。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各地争先出台达峰时间表，对于发展基础较好、产业负担较轻的地区来说，碳达峰的实现成为地区加速升级、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机遇。但对于西部、中部等资源型城市，现有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与煤炭高度关联，发展投入大，在减碳要求下，会造成地区发展空间压缩、转型路径探索困难。 同时，由于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和流动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城市，周边城市往往承担着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保障中心城市资源供应的重担。如区域当中的核电厂，大部分清洁电力会优先供应至城市群当中的中心城市，而只有小部分留在本地使用。尽管随着交通网络的通达和服务政策的便捷，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强大动力，但同时应当注意到，区域当中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在城市群发展结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产业梯队作用。在单一减碳要求下，会造成这些城市比较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弱化，城市群整体发展合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需警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对城市评价和考核方式的单一指标化、标准一致化，容易出现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二）要注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协同减碳问题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是两个重要抓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地方往往会把重心放在能源结构调整上，重点是将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用天然气或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因此忽视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相互耦合关系。 比如，纺织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是耗水、耗热、耗电大户，这是由行业生产特点所决定的。在生产端加大清洁能源利用的同时，要同步考虑生产流程、工艺和管理手段的优化，不能单一以减碳作为转型要求，而要将提高能效和减少碳排放作为企业转型的双重要求。 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由于能源的锁定效应和工业发展的长期需求，城市会在一段时间保持工业制造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态势，甚至对于一些地区，仍需要保持高耗能行业持续发展以提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这样的地区和行业，需要客观认识发展和减碳之间的关系，客观看待发展所处的阶段，客观评估未来发展的模式和空间。将碳排放峰值以指标的形式进行分配，不利于地区发展动能的平稳过渡，需要分行业、分区域地考虑排放条件，进而有区分、有阶段地制定排放指标。 因此，需要警惕由于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的不同步、部门管理作用发挥不协同，而造成城市发展优势弱化，发展基础薄弱地区，会产生由于较为激进减碳手段而造成的空间压缩、发展动力不足的风险。 （三）要注重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减碳问题 目前，对于未来新能源在能源系统中占比的讨论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新型电力系统安全风险认知存在不同。一方面，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会造成传统由煤电承担基础能源的系统结构发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