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碳达峰绿色低碳人才队伍引育行动计划

加强碳达峰绿色低碳人才队伍引育行动计划 一、 加强碳达峰绿色低碳人才队伍引育 积极引进培育一批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坚持市场导向，搭建企业技术需求与科技人才精准对接的平台，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等，增强技术支撑能力，全面提升各部门各层次及重点企业碳排放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快低碳相关学科建设，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相关专业，促进相关交叉学科设立，培养复合型绿色低碳人才。 二、 中国碳中和、碳达峰行业市场现状 从2020年底以来，我国多次在重要场合和政策文件中提及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是指在2030年之前，我国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随后不断下降;碳中和是指在2060年之前，我国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可以正负抵消，达到相对意义上的零排放。科学研究表明，过量的碳排放会导致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 我国碳排放量情况从建国初7858万吨到改革开放14．6亿吨，呈缓慢增长。进入2000年以后，快速增长，到2019年根据数据显示我国二碳排放量已达到101．7亿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我国经济快速恢复，碳排放量增长0．08%，达102．51亿吨。 为节能减排，我国从十一五阶段就开始提出相应要求。随着2005年以后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尤其是工业领域的不断加大管控力度，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从2．524千克/美元迅速下降至2010年的1．39千克/美元，说明十一五以来我国节能减排效果明显，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仅为0．653千克/美元，仅为2005年的四分之一左右。 三、 碳达峰的背景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中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碳目标）是全球大势所趋。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大国担当，更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序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至关重要。双碳目标问题是系统性问题，涉及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节能、碳技术与碳市场等，重点在于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降耗。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光伏、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将加快发展，传统能源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节能节材与循环利用将日益得到重视，碳技术（捕集、封存、利用）与碳市场将得到更积极探索。建议重点关注新能源、节能节材、电能替代、循环经济、传统能源转型升级、碳技术与碳市场等领域投资机会。 四、 碳达峰的指导思想 实施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农业农村五大领域低碳转型行动，开展节能增效、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碳汇提升、全民低碳五个方向降碳增汇支撑行动，实施县（市、区）、绿色低碳制造、低碳旅游景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多个维度碳达峰试点示范体系建设，开展统计核算体系、财税价格制度、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交流合作、市场机制等多种类型政策保障行动，为实现融入长江经济带、振兴江西北大门，打造区域率先发展战略高地奋斗目标、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提供支撑，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任务。 五、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不让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因此减碳不能单打一，而要推动减碳、治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特点：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绿色技术推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基于绿色技术的特点，有三个目标需要实现：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或者是零排放；培育有竞争力的低成本优势。 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光伏发电为例，在10年前，可能很少有人相信光伏发电能够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竞争，但现在已经可以竞争了。在这10年间，中国的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以上，风力发电成本也降低了30%到40%。基于业内的专家研究，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的成本相比，可能今后几年的成本相当于燃煤发电的一半左右。 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包括：电力生产清洁化，发展氢能源，交通和工业的电动化/氢能化及碳捕捉四个方面，即借助光伏、风电装机增长，电力系统将实现完全脱碳；实现氢能源全面商业化，特别是在航空等领域；在钢铁、建材、交通等能源消费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电动化和氢能化改造；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030年中国碳排放将达到116亿吨的峰值，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里程碑。未来十年，非化石能源将首次成为增量能源需求的主力。预计从2020-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增长20%；非化石能源是满足这部分增量需求的关键，占一次能源比重将从16．4%上升到26．0%，其中光伏、风电潜力最大；化石能源占比将从83．6%下降至74．0%，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总量分别于2025年、2030年和2040年达峰。 六、 碳达峰国家达峰特征 碳达峰的早晚和峰值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的实现进程。课题组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1960-2020年数据，利用世界气象组织推荐的趋势检验方法Mann-Kendall检验和Spearman'sRho检验，评估了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的碳达峰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全球共42个国家已实现碳达峰，46个国家处于达峰平台期。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具备以下特征：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基本脱钩。 （一）碳达峰国家可分为自然达峰、经济受损两种类型 已达峰的42个国家中，瑞典和英国达峰时间最早，分别为1970年和1971年，澳大利亚最晚，为2009年，2009年至今未有国家实现达峰。从已达峰国家达峰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为代表的19个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实现脱钩，从而自然达峰；第二类是德国、波兰、乌克兰等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的15个国家，以及爱尔兰、朝鲜等经济严重衰退的8个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受损衰退或社会转型失败而达峰。已达峰国家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部分国家，达峰后通过继续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碳中和进程，2017年瑞典的电力生产约90%来自水电、核电和风能。 （二）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 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碳达峰时人均GDP都高于2万美元，平均达3．1万美元，最高的列支敦士登高达14．1万美元。最早达峰的瑞典达峰时人均GDP为2．7万美元，最晚达峰的澳大利亚为5．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仅1．05万美元，与多数达峰国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仍存在巨大差距。 （三）多数国家碳达峰时第三产业占比高于50% 除经济受损国家外，多数国家达峰年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占比高于50%，其中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这些国家大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高能耗重化工业向境外转移，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迅速发展，2020年占比达54．5%，逐步进入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四）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 各达峰国家达峰时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差异较大，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与达峰时间并无必然关联，多数国家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仍高于60%，其中英国高达96．4%，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在碳达峰时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分别高达98．5%、81．8%、61．67%、54．4%。 （五）整体与各成员国达峰时间并非整齐划一 欧盟整体于1979年实现碳达峰，当时的9个成员国中仅有英国（1971年）、法国（1979年）、比利时（1979年）已达峰，但上述3个国家碳排放量合计占欧盟排放总量高达70%。而德国（1991年）、丹麦（1996年）、意大利（2004年）、爱尔兰（2007年）是在欧盟整体达峰后陆续实现达峰，荷兰、卢森堡截至2020年尚处于达峰平台期。 七、 碳达峰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煤炭消费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供应系统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形成，有利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7．7%，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确保完成省下达的指标，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大幅提高，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能源结构偏煤情况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低碳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全面形成。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省确定的目标值，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八、 碳达峰发展的风险因素 碳中和工作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变革，不要走进双碳速胜论消极悲观论的误区，而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能源、产业、金融多部门协同联动，数据、人才、管理多要素融合创新，多管齐下消解碳减排的灰犀牛带来的巨大风险，为城市升级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推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以及能源、交通、产业等多个部门，若不能有效地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就有可能产生碳减排的灰犀牛。所谓碳减排灰犀牛，指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过程中，发生概率很高、负面影响巨大的各类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以高耗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以及发展与之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区域影响较大。碳中和愿意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要重视三个问题。 （一）要注重地区转型与区域发展的公平减碳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资源基础差距较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存在着发展惯性和投资路径依赖。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各地争先出台达峰时间表，对于发展基础较好、产业负担较轻的地区来说，碳达峰的实现成为地区加速升级、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机遇。但对于西部、中部等资源型城市，现有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与煤炭高度关联，发展投入大，在减碳要求下，会造成地区发展空间压缩、转型路径探索困难。 同时，由于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和流动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城市，周边城市往往承担着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保障中心城市资源供应的重担。如区域当中的核电厂，大部分清洁电力会优先供应至城市群当中的中心城市，而只有小部分留在本地使用。尽管随着交通网络的通达和服务政策的便捷，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强大动力，但同时应当注意到，区域当中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在城市群发展结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产业梯队作用。在单一减碳要求下，会造成这些城市比较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弱化，城市群整体发展合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需警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对城市评价和考核方式的单一指标化、标准一致化，容易出现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二）要注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协同减碳问题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是两个重要抓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地方往往会把重心放在能源结构调整上，重点是将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用天然气或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因此忽视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相互耦合关系。 比如，纺织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是耗水、耗热、耗电大户，这是由行业生产特点所决定的。在生产端加大清洁能源利用的同时，要同步考虑生产流程、工艺和管理手段的优化，不能单一以减碳作为转型要求，而要将提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