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公司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_参考

泓域/锡膏公司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 锡膏公司 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 目录 一、 产业环境分析 2 二、 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应用环节发展状况 3 三、 必要性分析 4 四、 政治风险的识别 5 五、 政治风险评估 6 六、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10 七、 商品价格风险的管理 14 八、 项目简介 17 九、 SWOT分析 20 十、 组织架构分析 29 劳动定员一览表 29 十一、 法人治理结构 30 十二、 项目风险分析 41 十三、 项目风险对策 43 一、 产业环境分析 当前时期，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开放程度较高的江苏经济影响更为直接，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 从国内来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既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形成了倒逼压力。 从我省来看，经过奋斗，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发展动力正在加快转换，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优化，发展的稳定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叠加，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必须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趋势，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性特征和新的任务要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发作为，不断增创竞争新优势，开辟江苏发展新境界。 二、 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应用环节发展状况 （一）微电子焊接材料PCBA制程的发展 PCBA制程是以PCB板为载体，经回流焊、波峰焊、局部焊接等工艺环节进而将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如晶体管、电阻、电容等）等组装至PCB板上，PCBA制程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载体的PCB板的性能、参数、工艺水平等。据Prismark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PCB产值达613．42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PCB产值337亿美元，占据全球PCB产值的54．93%。预计随着5G、AI、物联网等高端应用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2023年全球PCB产值规模将达748．13亿美元，2019-2023年复合增长率达5．09%。 （二）电子焊接材料精密结构件连接的发展 精密结构件是电子信息产业终端应用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密结构件连接已由传统的铆接、粘接等连接方式逐渐转化为采用锡膏的焊接方式，成为微电子焊接材料的重要应用环节。如手机结构件中的按键、天线、扬声器以及散热器的铜管、鳍片等，这些器件目前均采用锡膏完成焊接，其优点在于焊接效率高、焊接强度高以及具有优越的导电、导热性能。未来，随着电子器件的小型化、轻薄化及低成本化发展，精密焊接应用领域将会越发广泛，也将助推微电子焊接材料的应用和发展。 （三）微电子焊接材料半导体封装的发展 半导体封装是半导体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主要工序包括磨片、划片、装片、焊接、包封、切筋、电镀、打印、成型、测试、包装等。半导体封装环节中需使用到微电子焊接材料包括锡膏、焊锡丝及焊锡条等，其中锡膏主要用于芯片、框架、跳线等的焊接，焊锡丝用于芯片与框架的熔焊，而焊锡条则用于引脚电镀。 近年来半导体封装市场快速发展，根据SEMI、TechSearch发布的《全球半导体封装材料市场展望》预测报告，全球半导体封装材料市场将从2019年的176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208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3．40%。 三、 必要性分析 1、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 政治风险的识别 企业应当收集相关资料，了解一国的国际关系与社会局势以及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变化等等情况以识别可能的政治风险。其程序一般是收集一国国际关系状况、政局稳定性、法律政策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评估，从而明确一国政治风险的变化情况并预测其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识别工作重点应是了解和预测有关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这样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政治稳定性与连续性； （2）一国的政治体制； （3）一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政策； （4）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 （5）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 （6）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 （7）政治、社会、宗教、少数民族和其他冲突； （8）政府效率与廉洁状况； （9）国民经济重心与发展重点； （10）一国国际关系； （11）东道国政府与本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等。 五、 政治风险评估 政治风险评估要针对经营地政治环境变动可能性，评估投资所在国发生预料之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政治风险具有相对性，即投资者因国别的差异会对某一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有不同的预期，这是由于政治风险本身要受到国与国之间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风险评估者也会受到自身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此外，适用于评估宏观政治风险的方法不完全适合于特定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应当在把握所在国家政治风险宏观方面的基础上，分析特定项目对于东道国政治的敏感性，然后综合评估两者的影响，形成在某一东道国实施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 （一）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对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指标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 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政治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美国BERI公司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其他著名的指数还有富兰德指数，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等级，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3、分类评估法 例如，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将政治风险按照严重程度分为4类：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指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二）微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微观政治风险评估中，需要考虑以下诸多因素。 1、东道国政治环境评估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政治因素。考虑东道国政府对待本项目在该国投资的态度等。②政治稳定性。考虑东道国政权更替的频率和政治冲突是否会导致项目中断。执政党的更替，意味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变更或调整；政治冲突预示着政府对涉外投资的政策的变化；恐怖活动对跨国投资项目的影响等。③政治干预。考虑项目是否会影响东道国国防力量；是否会被东道国认为涉及外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如能源、高科技企业）、市场垄断；是否会危及东道国就业，致使东道国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等。④东道国的国际关系。考虑东道国与跨国经营企业母国的关系；东道国企业及政府谈判地位、强弱；跨国投资企业在国际语言、国际公关、国际策略能力方面的强弱；公众支持程度等。 2、法律环境评估 需评估母国、东道国以及国际法的影响。母国法律，需了解母国法律对于跨国投资经营的相关规定；东道国法律，需了解东道国法律对跨国投资行业、范围等的相关规定或限制；国际法，需了解国家之间所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公约和协定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3、经济环境评估 包括以下内容。①东道国筹资的可能性。东道国政府是否可能对本项目提供融资资助、本项目进入东道国资本市场的可能性。②资金汇回的规定。了解将现金流从东道国子公司汇回母公司的规定。③转移价格、管理费、特许费、借款偿还、股利分配的规定。④公司治理环境。东道国对当地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⑤行业环境。投资项目是否必须利用当地资源才能有效生产经营，如石油开采，近期内是否会出现与本项目竞争的产业。 （三）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评估 综合评估某特定项目的整体政治风险，可考虑采用以下具体方法和步骤。 第一步：采用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等方法确定不同投资项目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因素（可采用0～1分制和赋值方法），并确定每一项因素的权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特定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值。 第二步：评估特定国家的宏观政治风险。可选择参照权威数据而评估。第三步：确定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指数。 第四步：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特定项目在其他国家的风险指数，并进行国家间的风险比较，以选择适当的国家和适当的投资项目。 然而，尽管各机构采用了各种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实际上是不能做到十分精确的，至少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就很难确定。只能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六、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是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价格管理权限绝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企业没有定价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价格改革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1979—1983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初始阶段，政府以宏观调整价格为主，改善部分商品价格的不合理程度，并逐步放开一些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如1979年提高了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统购价格，1981年提高了烟酒价格，1982年放开了工业品中100种小商品的价格，以后逐年扩大放开的品种范围。 1984—1988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展开阶段，这阶段政府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为主，同时继续对由国家管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5年，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少数经济作物由政府定价外，其他农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放开生产资料计划外部分的价格；1986年，全部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1988年，提高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和原油等重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提高肉、蛋、糖、茶4类副食品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 1989—1991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治理整顿阶段，政府是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为主，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进程。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9年，提高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国内交货价格，从按国内价格作价改为按进口成本作价，即按代理作价；1989年冬季提高铁路、水运和航空客运票价；1990年，提高铁路、水运和公路的货物运价；对近40年未动的邮政资费作了适当调整；较大幅度地提高煤炭、原油、有色金属和部分钢材的出厂价格和民用燃料的销售价格；部分城市提高自来水、牛奶价格和公共交通票价；把橡胶、炭黑的计划内外“双轨制”价格合并为“单轨制”价格等。 1992—1996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深化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