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_范文

泓域/锡膏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 锡膏 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 xx有限公司 目录 一、 产业环境分析 3 二、 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3 三、 必要性分析 5 四、 合作制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5 五、 合作制经济的局限性 6 六、 社会主义合作制经济的新使命 7 七、 股份合作制从农村走向城市 10 八、 股份合作制经济的不断规范 12 九、 对股份合作制再创新的探索 14 十、 项目基本情况 18 十一、 法人治理 21 十二、 项目风险分析 37 十三、 项目风险对策 40 SWOT分析 41 （一）优势分析（S） 41 1、工艺技术优势 41 公司一直注重技术进步和工艺创新，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设备，不断加大自主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力度，形成较强的工艺技术优势。公司根据客户受托产品的品种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工艺技术参数，以满足客户需求，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技术。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和工艺研发，公司已经建立了丰富完整的产品生产线，配备了行业先进的设备，形成了门类齐全、品种丰富的工艺，可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综合服务。 41 一、 产业环境分析 到“十三五”末，力争实现经济增长、发展质量效益、生态环境在省市争先进位；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增加1.5倍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增加1.5倍以上；是到2020年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 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市场空间广阔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进口替代的进程加快、下游应用环节的需求拉动，我国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2020年我国微电子焊接材料市场规模300亿元，且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微电子焊接材料总体市场规模约为300亿元，市场空间广阔。我国国内整体电子锡焊料（包括焊锡丝、焊锡条、锡合金粉、锡膏、锡球、锡片、助焊剂等）市场的产量由2015年的12．80万吨增至2019年的15．00万吨，年复合增速4．04%，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锡焊料材料分会统计数据，锡膏细分市场，2019年我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锡焊料材料分会会员单位锡膏产量为1．13万吨，2020年会员单位锡膏产量为1．24万吨，增速约10%；焊锡丝、焊锡条细分市场，2019年会员单位焊锡丝、焊锡条产量合计10．64万吨，2020年产量增长至11．08万吨，同比增长4．14%；助焊剂细分市场，2019年国内助焊剂产量约3．50万吨，2020年产量为3．85万吨，同比增长10%。 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为微电子焊接材料行业带来长期的利好支持国家陆续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如《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9）》、《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等，大力支持电子焊接材料的发展，强调将有色金属焊接材料列为鼓励、扶持产业。2020年9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要求围绕微电子等重点制造领域加快在电子封装材料等领域实现突破。政策的大力扶持给微电子焊接材料带来了长期的利好支持。 随着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化、精细化发展，SMT表面贴装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已成为行业主流，带来的是锡膏产品在微电子焊接材料中的比重逐步提升，行业发展重心也逐步向锡膏产品倾斜。然而国内锡膏市场约50%的销售份额由美国爱法、日本千住、美国铟泰、日本田村等知名外资企业占据，单一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在近几年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国家加大了对高科技行业尤其是集成电路、新材料等行业的扶持。在此背景下，以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等为代表的国内科技企业为防止关键技术或材料受制于国外供应商，保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也开始遴选和扶持国内优秀微电子焊接材料供应商，加快产品的进口替代，这为国内优势行业企业逐步替代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三、 必要性分析 1、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 合作制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运动，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但同时也应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经济是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它只是试图通过工人联合劳动来改变劳动者的生活，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而也逐步为资产阶级所接受。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开始总是想把合作经济铲除在萌芽中，后来却“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 因此，自18世纪末以来，合作社运动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工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连它自身的生存也很艰难。合作社运动的实际情况表明，只有以零售商业和为社员提供服务为主的消费者合作社办得比较成功，而在劳动密集行业组织的生产者合作社的失败率却一直很高，它在各国经济中一直未能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例如，20世纪初，在英国有130多个生产者合作社，而到60年代末，只剩下23个。 五、 合作制经济的局限性 合作社运动失败率高的原因，在于合作经济的产权制度所固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资金限制和管理方式限制两个方面。 1、由于合作社社员多是普通劳动者，资金筹集能力有限，难以形成大资本。而且据调查分析，社员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心理，“吃种子粮”现象严重，使本来就紧张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这样，合作经济特别是生产合作社，不可能是资本家企业的竞争对手，日趋衰落是总的趋势。生产合作社的出路一般只有两条：一是破产，这是大多数合作社的最终结局；二是吸收外部股份，雇工剥削，转化为资本家企业。所以，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 2、合作经济的管理制度，也限制了资本规模的扩大。合作社强调实现劳动者自愿的与民主的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原则，这可以说是合作经济的最大优势。然而，实际上，这种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非社员的专业管理人员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社员对管理的参与热情必然不断下降，“只有少数在晚上志愿参加公共管理工作”3。这就是说，合作经济的管理体制最适合于小型企业，而不适合于大型企业。如果说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与合作经济“一人一票”原则的矛盾就是难以解决的。 六、 社会主义合作制经济的新使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经济的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它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组织广大小生产者进行联合劳动，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 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也指出：“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运动的指导原则，同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基本原则有一致的地方，如人社自愿、民主管理、按劳动分红等，但二者更有本质的、原则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合作制作为改造小私有制的一种途径，要通过合作制将小私有制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合作性质的共同占有和生产；而西方国家的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减少中间商的盘剥，维护社员的个人利益。二是归宿点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合作社作为引导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间环节；而西方国家的合作社运动是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试图通过合作社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经济，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合作经济不仅同建立公有制基础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是改造小生产者的必由之路。 但是，无论是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在实行合作化的进程中都存在“急于求成”的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农民的自愿程度，急于将各种个体经济改造为合作经济，又急于将合作经济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国政府是在1952年提出农业合作化方案的，应当说，这一方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一方案的实施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革。合作化运动开始的几年也搞得相当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便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分别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和88%。特别是在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农村在两个月内就人民公社化了，建立起了“政社合一”的体制，农村合作经济转瞬之间就变成了集体经济。与此同时，城镇的个体工商户也完成了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两步转变。这样，合作经济在我国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 七、 股份合作制从农村走向城市 改革十多年来，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放权让利、承包制或租赁制的改革实践，但始终没有摆脱困境，一直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改革，即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样，股份合作制试点就在一些小型国有企业中悄悄地展开了，并已取得显著的成效。 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诸城市，1992年对市属独立核算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其结果令人震惊：绝大部分企业负债率很高，平均在85%左右，不少企业成了没有资本的“空壳”；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人人有份、人人不管，政府有关部门摊派多，企业大吃大喝多，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企业亏损面高达68.7%，亏损额达1.47亿元。面对如此局面，诸城市自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全市274家企业中全面推行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成立有限责任公司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203家，其余62家进行了拍卖、租赁、兼并、外资嫁接等形式的改革。在股份合作制改革中，企业如果有净资产，将其折成股份出售给企业职工。出售采取配股认购和自愿认购两种方式，同时规定认股最高限额，使职工之间持股数量大体平等。考虑到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国有资产管理局将出售经营性资产的收入部分再以借贷形式给企业使用1年～2年。由于城镇集体企业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其资产出售价值由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待界定资产”专项代管。通过改革，企业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提高，1994年资金利税率达13.7%，人均劳动生产率达2.8万元，比上年提高73.1%，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 上海市从1993年开始，对一些国有小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最先实行改制的上海灯具厂，是二轻系统专业生产船用灯具的一家国有里弄小厂，在职职工202人，离退休职工87人。经资产评估，企业净产值由204万元升值为415万元，扣除待处理财产损失和应报废财产40万元，以及87名离退休职工的安置费261万元，剩下100多万元由职工出资一次性买断。职工入股多数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