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智能终端公司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参考】

泓域/车载智能终端公司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 车载智能终端公司 企业政治风险管理分析 xxx投资管理公司 目录 一、 商品价格风险的管理 3 二、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5 三、 政治风险的识别 9 四、 政治风险评估 10 五、 公司简介 14 六、 产业环境分析 15 七、 智能交通行业的技术特点及水平 16 八、 必要性分析 19 九、 项目基本情况 19 十、 项目风险分析 25 十一、 项目风险对策 27 十二、 发展规划 29 SWOT分析说明 32 （一）优势分析（S） 33 1、工艺技术优势 33 公司一直注重技术进步和工艺创新，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的设备，不断加大自主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力度，形成较强的工艺技术优势。公司根据客户受托产品的品种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工艺技术参数，以满足客户需求，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技术。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和工艺研发，公司已经建立了丰富完整的产品生产线，配备了行业先进的设备，形成了门类齐全、品种丰富的工艺，可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综合服务。 33 一、 商品价格风险的管理 对于商品价格风险的管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如何定价，如何避免过低的价格；二是对于外购的商品如何避免过高的采购价格。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制订科学的产品定价决策方案，建立商品价格预警机制和利用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一）制订科学的产品定价决策方案 企业的产品定价决策方案应是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定价决策方案。一方面能够从长期的角度看待产品的定价，同时定价决策方案也能够为企业提供价格保险，以妥善处理突发的价格危机，并对企业的定价提供预警。企业产品定价决策方案应遵循以下思路。 （1）确定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根据企业现行产品，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原则，确定需要进行定价决策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为产品定价设定基本的框架。 （2）分析行业市场结构。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型，分析企业、产品所处的行业结构的特点，确定市场的结构。 （3）确定企业的定价目标。依据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利润目标，设定企业产品的价格目标，作为产品定价的基本的原则。 （4）宏观和微观经济因素的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和企业的定价目标找到产品定价最主要考虑的因素，企业自身的生产状况、成本状态、产品结构和产品线等，另外是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价格竞争的策略，以及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反映，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 （5）制定定价方法和采取的定价策略。企业在进行全面的因素分析和价格目标的设定后，要采取相应的价格策略，并采取适当的定价方法开始实施。 （6）价格策略和定价方法的实践检验。根据所采取的价格策略和定价方法，进行经常性的检验，并随时随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循环调整，以校正不适当的方法和策略。 （二）建立价格预警机制，提早进行价格风险预测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价格更是随时都在变化。因此对未来市场不确定的价格，必须建立一套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随时对市场的不利变化进行监控。当输入各种影响价格的风险参数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数值，若数值偏离正常水平并超过预警机制确定的临界值时，机制就应发出预警信号，说明价格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企业应迅速采取措施。 （三）利用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就是为规避现货价格风险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以其特有的财务杠杆（保证金交易）和对冲交易的操作，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独特的双向建仓（买空卖空策略）使交易者的交易具备很大的灵活性，无论现货价格怎样变动，都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来有效的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将风险由承受能力较弱的个体（风险厌恶者，如套期保值者）转移至承受能力较强的个体（风险偏好者，如投机者）。从而使商品生产商、批发商、经营商达到锁定成本，锁定利润的目的，减缓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供求冲击，最终实现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效益性。 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达到24个，2008年的交易金额达到71.91万亿元，大约为实体经济的2.4倍。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回避商品价格风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是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价格管理权限绝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企业没有定价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价格改革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1979—1983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初始阶段，政府以宏观调整价格为主，改善部分商品价格的不合理程度，并逐步放开一些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如1979年提高了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统购价格，1981年提高了烟酒价格，1982年放开了工业品中100种小商品的价格，以后逐年扩大放开的品种范围。 1984—1988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展开阶段，这阶段政府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为主，同时继续对由国家管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5年，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少数经济作物由政府定价外，其他农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放开生产资料计划外部分的价格；1986年，全部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1988年，提高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和原油等重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提高肉、蛋、糖、茶4类副食品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 1989—1991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治理整顿阶段，政府是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为主，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进程。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9年，提高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国内交货价格，从按国内价格作价改为按进口成本作价，即按代理作价；1989年冬季提高铁路、水运和航空客运票价；1990年，提高铁路、水运和公路的货物运价；对近40年未动的邮政资费作了适当调整；较大幅度地提高煤炭、原油、有色金属和部分钢材的出厂价格和民用燃料的销售价格；部分城市提高自来水、牛奶价格和公共交通票价；把橡胶、炭黑的计划内外“双轨制”价格合并为“单轨制”价格等。 1992—1996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深化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期间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改变价格结构，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1997年以后，价格改革进入了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的阶段。政府着力于积极运用价格杠杆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改善投资环境，研究如何应对“人世”挑战等。同时，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加大价格立法和执法力度，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我国第一部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便是在这一年颁布的。政府在价格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从以定价调价为主转到以定规则、当监督、搞服务为主。 2001年，《中央定价目录》进行了最近一次修订。根据修订后的《中央定价目录》，中央管理的定价项目由1992年的121种压缩为13种。这13项分别为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专营的烟草、食盐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重要专业服务等。2001年后，很多中央定价项目实际上已经作出调整，例如，将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港口收费管理被放开，港口装卸作业费、堆存费实现了市场调节价；政府定价药品进一步调整，增加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品种数量等。 2001年以后，我国为进一步落实《价格法》的原则与精神，更好地适应WTO体制的运行环境，我国政府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责令价格违法经营者停业整顿的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等价格管理规定。制定这些法规的目的在于，保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建立一种公开、公平、公正、自愿、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环境。 此外，我国与价格管理方面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还有：2002年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4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及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价格形成机制的转移已经基本完成，政府定价部分显著缩小，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部分相应扩大。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年政府指导价占97%，市场调节价占3%；到2005年政府定价仅占2.7%，政府指导价占1.7%，市场调节价占95.6%。另外，农副产品的政府定价比例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05年的1.2%，生产资料的政府定价比例也从2000年的8.4%下降到2006年的5.6%。这就说明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已经从政府回归到市场手里，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基本建立，市场价格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刘立查，2009）。政府定价管理的作用主要限于以下3个方面：①对市场机制作用受到限制的特殊领域进行定价管理，如自然垄断行业，公益事业的产品，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以及农业等；②对市场价格进行管理，制止在由市场形成价格中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③对要素价格进行管理，如地租、利率、汇率等。 三、 政治风险的识别 企业应当收集相关资料，了解一国的国际关系与社会局势以及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变化等等情况以识别可能的政治风险。其程序一般是收集一国国际关系状况、政局稳定性、法律政策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评估，从而明确一国政治风险的变化情况并预测其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识别工作重点应是了解和预测有关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这样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政治稳定性与连续性； （2）一国的政治体制； （3）一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政策； （4）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 （5）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 （6）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 （7）政治、社会、宗教、少数民族和其他冲突； （8）政府效率与廉洁状况； （9）国民经济重心与发展重点； （10）一国国际关系； （11）东道国政府与本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等。 四、 政治风险评估 政治风险评估要针对经营地政治环境变动可能性，评估投资所在国发生预料之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政治风险具有相对性，即投资者因国别的差异会对某一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有不同的预期，这是由于政治风险本身要受到国与国之间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风险评估者也会受到自身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此外，适用于评估宏观政治风险的方法不完全适合于特定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应当在把握所在国家政治风险宏观方面的基础上，分析特定项目对于东道国政治的敏感性，然后综合评估两者的影响，形成在某一东道国实施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 （一）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对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指标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 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政治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美国BERI公司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其他著名的指数还有富兰德指数，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等级，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