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保护材料公司治理计划_参考

泓域/精密保护材料公司治理计划 精密保护材料 公司治理计划 目录 一、 公司概况 2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2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2 二、 社会资本机制及董事会机制的补充关系 3 三、 关系契约下的公司治理 4 四、 投资人认知差异 6 五、 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维度 12 六、 实证结果和分析 15 七、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18 八、 项目基本情况 21 九、 发展规划分析 26 十、 项目风险分析 29 十一、 项目风险对策 31 十二、 组织机构、人力资源分析 32 劳动定员一览表 33 一、 公司概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xxx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黎xx 3、注册资本：670万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 5、登记机关：xxx市场监督管理局 6、成立日期：2013-6-11 7、营业期限：2013-6-11至无固定期限 8、注册地址：xx市xx区xx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0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8年12月 资产总额 16289.18 13031.34 12216.89 负债总额 7511.55 6009.24 5633.66 股东权益合计 8777.63 7022.10 6583.22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7611.92 30089.54 28208.94 营业利润 5846.33 4677.06 4384.75 利润总额 5257.69 4206.15 3943.27 净利润 3943.27 3075.75 2839.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43.27 3075.75 2839.15 二、 社会资本机制及董事会机制的补充关系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机制和正式契约机制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一类治理的出现（社会资本机制）将除去对另一类治理的需要（正式契约机制）。正式契约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对企业业绩上的作用不明确，可能对业绩产生积极的直接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 社会资本机制经济模型在长期合作动机方面，强调重复交易规则。在这些模型中，预期的支付模式和短期交易中的支付模式是不同的，短期支付方式将渐渐破坏长期的合作关系。完善的合同由于可以规定特别的承诺和相应的惩罚，有确保长期交易的优势，同时还能限制机会主义的行为。短期获利的减少可以从长期合作关系中得到补偿。相反的，不合适的契约叙述容易诱发短期行为。 正式契约的保护可以促进另一个参与方合作行为的选择，进而补充社会资本机制中的信息缺乏问题，合作的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将来合作的期待。这种逻辑支持：过去成功交易的合伙人会产生比较高的激励，所以正式契约可以在项目的早期阶段促进交易的成功。 长期明确的契约促进交易的长期性，但预料不到的事件可能使交易关系出现相当多的干扰。契约从只叙述可能的结果变化为提供双边的调整架构，促进维持长期高度合作的交易关系。除此之外，长期合同本身可能促进合作双方对与合作有关的社会资本机制的需求。复杂契约的合作需要参与方互相协调，为预料不到的变化协商问题处理程序、处罚机制，强化对连续交易的预期。 如果契约逐渐变得复杂，内容需要根据客户需要而修改，管理者将选择社会资本机制，增加继续合作的机会，同时增强对自己专有性投资的保护。所以，社会资本机制变成补充正式契约的一件必需品来解决合作期间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冲突。 三、 关系契约下的公司治理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已经成为理解设计治理机制的一个普遍基本理论架构，管理者在面对可能的交易危险一专业化的资产投资或不确定的环境时，可能为可预知的突发事件或为无法预知的结果设计有针对性的复杂合同契约。 董事会机制是建立在正式契约基础上的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正式契约是对未来采取特别行动的承诺或义务，越复杂的合同，为解决争论而设定的承诺和义务越多。举例来说，复杂合同契约可能细化合同运行中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对违约的监督和处罚，最重要的是决定结果的承担和分配。因此，治理机制的设计要适应各种不同的服务和交易条件。当交易危险上升时，必须有契约的保护，以选择成本最低和损失最少的行动以控制风险。 设计一份复杂的契约是昂贵的，参与者一般只对可以明确预测到的危险情况设立契约。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交易危险分为三类，即资产专用性、结果的测量难度和不确定。当资源关系建立在人力资本或实物资产投资上时，资产专用特征的风险就会浮现出来，资产专用性特征增加契约的复杂性，此时合伙人业绩结果的测量难度也会产生市场危险。当合伙人共同关注产量的时候，因为产量可以直接被观测，合伙人在参与中依次获得相应支付，市场是有效的。当业绩难以测量的时候，参与者就有限制他们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倾向。 许多学者，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方向的研究者，已经观察到组织间交易的治理超过正式契约机制的范畴。较多的组织间交易是典型的重复交易，并且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相对于正式契约机制而言，信赖及其衍生的行为被看成是一种靠自我约束的、更有效、低成本的机制替代品。建立在关系契约基础上的治理机制主要是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相关因素来弥补正式契约对交易行为约束作用的不足，所以本书直接将以社会资本因素为基础的治理机制称为社会资本机制。 详细说明的正式契约缩小了交易范围，界定了危险，从而限制了交易的灵活性。而对于用社会资本机制规制的交易，义务、承诺和由社会机制引入的预期加强了交易灵活性，促进了各方团结和信息交换。灵活性促进对无法预知事件的适应，团队通过相互的调整、联合行动促进双边问题的解决和信息分享。因为各方参与者都愿意与对方分享私人信息（包括短期、长期的计划和目标），从而促进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各方参与者都能做到以上描述，互动、协作的行为就会出现。社会资本机制实际上可能促进更加合作的、长期的和信任的交易关系。 Jones，Hesterly&Borgatti（1997）认为，社会资本机制可能更好控制正式契约所描述的交易危险，包括资产专用性投资有关的危险、业绩测量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社会资本机制对交易连续性的预期将进一步激励专用特性的投资，这些投资如被终止将使双方都增加成本。同样，长期投资的期待将减少对短期内精确业绩测量的需要，交易的双方期待短期的不公平将会在长期内被改正。 四、 投资人认知差异 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进入增加了企业潜在利益冲突和认知差异，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代理成本和认知成本。新创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不同于成熟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忽视了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与不同类型投资者关系中认知差异及治理的问题。关于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过规则和制度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如以董事会权力为核心的投资者保护问题，基于所有者结构的契约及激励问题。但Graebner&Eisenhardt（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在新创企业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支持性战略的合作者，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监控者”投资人及创业者在企业战略制定及业绩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认知背景（如经验、教育、理念、决策制定方法等）及相互影响（如学习、认知过程等）。认知问题在新创企业中至关重要，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者与投资者间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对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公司治理研究提出巨，大的挑战。虽然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创业者及投资者关系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创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认知问题的治理可能更为重要。 目前，分析投资者与创业者关系的主导理论框架是代理理论。Jensen&Meckling（1976）提出，在一个创业企业中，由于个人，资金的约束，创业者为了持续创造价值，会选择对外销售股票，此时的创业者有动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新的所有者的利益。而外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四种风险，包括投资前创业者的逆向选择、投资后创业者的道德风险、投资后被创业者“敲竹杠”、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再投资后的冲突等，从而在企业内部产生代理成本。公司治理充当制约的角色，当外部投资者意识到代理风险增加时，他们倾向于强化这些代理机制，恰当的监督及激励机制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在最初的代理模型中，外部股东对构建投资机会本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投资机会是给定的，外部股东的作用局限于提供金融资本和帮助承担剩余风险，同时通过保证信息流的透明化来控制他们的投资用在不偏离其投资目的的领域。在这样的模型中，外部股东的治理行为局限在监督和合同的执行。代理理论关注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冲突导致，的成本控制，投资者通过实施适当的监督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激励将创业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连接起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但是，Jensen（1993）提出，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中代理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对创造价值的机会来源及识别的模糊假设。代理理论认为，战略机遇的来源和识别是外生的，要想实现价值最大化，外部投资者必须激励创业者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好项目的信息。但是，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很早就认识到制定一个有竞争力的战略不仅需要信息，决策者的认知和难以模仿的能力同样重要。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家独特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可能导致其发现不同于常人理念的商业机会，并影响其决策制定过程；Hambrick&Mason（1984）的高阶理论也将公司战略和业绩看作决策者认知基础的反映，任何关于价值创造的信息的解释依赖于决策者接收到相关信息时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创业者的特定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对企业的战略制定及最终的业绩有很大的影响。但企业家也许缺乏必要的管理能力来开拓已经察觉的商业机会，并维持高水平的增长。战略形成过程的认知特征说明，市场机会不是独立存在于特定环境下的，也不是单单依赖于控制利益冲突的能力，而是与发现者密切相关，是在个人和组织的互动与学习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对新创企业战略机会的识别、获取和开发的过程有重要影响。即使外部环境信息对决策团队成员来说是对称分布的，如果创业者与外部投资者对价值创造机遇的认知不一致，投资者的监督和激励等措施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支持其增长。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投资关系，而是一种要通过相互学习来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关系。正如Conner&Prahalad（1996）所说的那样：“真实的人事实上可能会在未来进行的业务活动中存在分歧，分歧通常来源于在意见不一致情况下不能完全传递给别人的个人知识。”他们在判断哪个是最优战略方面存在冲突，因而对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应该基于认知的不对称，而不是单纯的信息不对称。这种认知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创业者和特定外部股东之间相互误解，进而引起冲突。 对新创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的引进不仅导致所有权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认知差异和代理冲突，具有根本上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代理冲突总是会降低价值，只要监督和激励的边际成本低于剩余损失的边际减少，剩余损失的最小化就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而认知差异却不是这样，其可能会起到价值提升的作用，因为它开辟了新的战略选择视角，并且使得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得以维持。认知差异不是根植于相互间不一致的利益，无法通过传统的代理理论所提出的单纯的利益联合方法加以解决。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初始技能和知识，以及他们学习的意愿和能力。 代理理论聚焦于代理矛盾的解决而不是认知冲突的影响，外部投资者主要通过积极的监督和合约条款的设计等治理机制减少代理风险，增强对企业的控制，限制负面风险和激励创业者创造价值。外部投资者的认知特征不同于创业者，这不仅带来了认知成本，也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和宝贵经验，进而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