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滑动轴承公司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分析_范文

泓域/风电滑动轴承公司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分析 风电滑动轴承公司 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分析 目录 一、 我国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现状 3 二、 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探索 5 三、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成因 8 四、 内部人控制概述 13 五、 内幕交易的危害性 14 六、 内幕交易行为的防范和制裁 16 七、 信息披露制度 22 八、 信息披露 27 九、 项目简介 30 十、 公司简介 34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35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35 十一、 产业环境分析 36 十二、 滑动轴承市场空间 36 十三、 必要性分析 38 十四、 项目风险分析 39 十五、 项目风险对策 41 十六、 SWOT分析说明 43 一、 我国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现状 2000年以来，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关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中小投资者人微言轻的弱势地位依旧制约着其与位高权重的大股东和利益集团抗衡。我国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种种缺陷，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 （1）投票表决权难以实现。实现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必须通过股东大会来“用手投票”。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和法人股两类未流通股比重较高，国有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控股股东可以合法地利用控制权操纵股东大会，使股东大会从一个民主决策机构演变成为大股东一票表决的场所和合法转移上市公司利益的工具，小股东的利益无法通过股东大会“用手投票”的方式得到保护，这导致了中小股东“用脚投票”等短视投机行为的出现。 （2）剩余分配权无法保障。获取股票持有收益是中小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最重要的环节。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却成为控股股东谋取私利的工具，股利分配呈现出“钓鱼式分红”和“掏空式分红”两种极端，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近几年上市公司很少分配现金股利，或以股票股利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对中小投资者资金的低效率占用。 （3）信息不对称。中小投资者监督管理层经营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获取公司披露的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种种缺陷，导致虚假陈述几乎成了流行病。欺骗上市、虚构利润、误导性预测、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等行为使外部中小投资者难以获得投资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成为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途径之一。 （4）民事责任缺位。我国关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条款虽臻于完善，但是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民事责任缺位。我国《证券法》关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规定严重失衡，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仅规定了虚假陈述和违背客户意思表示造成损失这两种情况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都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缺位使得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因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不能得到充分救助，不能诉请法院获得赔偿，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还是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阅读】 法律体系对外部投资者利益的影响 LLSV(1998)（Laporta,Lopez2de2Silanes,Shleifer和Vishny，简称LLSV）比较了不同法系对股东权力的保护程度。结果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企业比大陆法系国家的企业更能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者缺乏保护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有集中的趋势。这是因为当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较差的时候，外部股东的权利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很容易被剥夺，人们通常不会选择通过股权来相互融资，因此，公司股权掌握在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 大股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利用手中的大额投票权对公司施加影响。当大股东的权力足以决定经营管理层的选择或在相反情况下，即大股东治理和监督不到位，都将导致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给他们有效剥夺中小股东利益的机会。 二、 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探索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发展证券市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只有充分、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使证券市场健康、长期地发展。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加强和完善投资者权利保护，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关键，制度不仅包括法人治理制度，而且包括法律、法规，实施机制以及相关的制度结构。由于现行制度结构的产生有深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所以现行制度结构的改革将是一个随外部市场环境演化的过程。 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情况看，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健全市场运行制度、组织制度，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及法律法规体系将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 （1）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体系。鉴于我国目前在证券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着立法缺乏前瞻性、民事规范的缺失、立法效力等级较低、缺乏可操作性等不足，故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①确保投资者的知情权。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就是要不断提高会计准则和审计服务质量，因为很多信息是在财务报告中产生的。应加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频率，逐步完善季报披露制度，尽可能减少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②健全民事责任赔偿制度。证券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指在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利益受到侵害，通过诉诸相关法律，获取相应赔偿的机制。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对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证券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该涵盖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证券欺诈案件。另外，必须着力解决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中存在的最终财产保障问题，使得投资者胜诉后有相应的物质财产可以得到赔偿。 ③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对我国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提出一些设想，如建立诉讼前的内部救济制度，尽量维护公司正常的治理结构，给公司有关程序缓冲，过滤掉不成熟的代表诉讼，使诉讼行为更多些理性。再如诉讼补偿制度。我国也可以引入美国的司法判例首创的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即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财产利益或者成功地避免了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股东就其诉讼行为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合理费用可以请求公司给予补偿（孙峰，王璇，2008）。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针对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应在法律制度的宏观指导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市场接管，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承担机制，做到责权分明；发挥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银行是我国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要把银行的约束作用引入公司的治理机制；强化监事会对公司的监督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等等。 （3）加强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我国证券市场上行政干预过多造成了投资者过分注重政府的动向，轻视乃至忽视市场中介机构特别是注册会计师的作用，注册会计师频频遭遇信任危机。再者，监管机构资源有限，要充分保护投资者，就要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为此，政府应从一些空间退出，让中介机构来承担起监管责任，直接对投资者负责，这样可以迫使中介机构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提高和维护自身的声誉。同时应促使中介机构摆正职能定位，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经济警察”角色，会计师不仅就财务报告的公允性、合法性发表专业意见，还必须勤勉尽责地发现那些应该发现的舞弊行为。 （4）加强投资者自我保护教育。投资者成熟的程度是衡量一国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许多新事物会不断进入投资领域，这更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接受教育。法律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规定的完善只是给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中小股东必须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首先，要加强证券知识的学习，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其次，要承担社会监督的责任，投资中发现问题要及时举报。最后，要充分了解、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三、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成因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公司治理中“所有者缺位”和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不相配的问题。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不掌握企业经营权的分散的股东成为企业的外部成员，由于监督不力，企业实际上由不拥有股权或只拥有很小份额股权的经理阶层所控制，经理人员事实上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以我国国企改革为例，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成因为： （一）国有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 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全民的所有权只能通过国家来行使，而国家的职能由政府来履行。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都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由于每个部门都履行一定的国家职能，多部门行使所有权的结果是使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乏一种人格化的主体，即产权虚置问题。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的作用被削弱，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所有者像关心自己私人资产那样来关心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自觉地激励、监督、约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和职工。在国企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职工的权利实际上是虚置的，国企经营者则取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并且处于失控状态。因而，“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后果实际上是为“内部人”即国企经理人谋求对国有资产过多的控制权提供了“温床”。 （二）公司内部治理失效 公司治理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因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简单地说，它要处理的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里，“理性”的经理人（代理人）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不完备契约留下的“空子”，不惜牺牲所有者的利益而追求自身效用函数（利益）的最大化，而所有者（委托人）要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就必须付出相当的协调成本，从而达到二者目标的统一。因此，公司治理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所有者在赋予企业经理人员一定“控制权”的同时，通过相关机制和规则来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以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效用目标的时候，采取的是与所有者相合意的行动，而不是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为保证政府的“控制权”，国有股权一般在公司化改制后的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这种控股股权通常由国有独资的“授权投资机构”——控股公司、集团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等来行使。由于广泛采用这种“授权”的方式确定国有股东，在多数改制后的公司中，行使国有股权的都是另外一个全资国有企业，即被政府授权的这些控股公司、集团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等，这些被授权企业通常只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班子”。由于“领导班子”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直接委派经营这些国有独资的“授权投资机构”的人员，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领导班子”（代理人）与国家或政府（委托人）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些国有企业所有者主体是缺失的，并没有明确的所有者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公司内部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失效的。作为内部人的这些“领导班子”并不具有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没有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但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导致了对于国企内部人行为进行约束的缺乏，当这些内部人认为可把企业的利益转化为更多的自身利益时，他们便会利用手中已有的经营权和信息优势，不惜损害作为外部人的国家的利益，不遗余力地谋求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来实现自身更多的利益。 在国企改制以后的大多数股份制公司中，这些“领导班子成员”既是国有股权的全权代表，又是他们所雇用的改制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为了保证政府的控制权，其股东大会往往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董事会成员的人选大多是内定或协商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形成了另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国有大股东（代理人）与其他分散的股东（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股东分成两类：一类是内部股东，他们管理着公司，有着对经营管理决策的投票权；另一类是外部股东，他们没有投票权。国有大股东往往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控制权和信息，外部股东即其他分散的股东很少能够对内部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所以经常会发生国有大股东（内部股东）为个人或小集团私利而侵害其他分散的股东（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形。另外，董事会要么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使得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制衡作用完全失效，要么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董事不懂事”；监事会则由于监事自身能力不足、信息不充分和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