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物联网设备公司治理模式方案_参考

泓域/智能物联网设备公司治理模式方案 智能物联网设备 公司治理模式方案 目录 一、 公司治理模式差异论 2 二、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 5 三、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 11 四、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评价 13 五、 公司基本情况 15 六、 产业环境分析 16 七、 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17 八、 必要性分析 22 九、 项目风险分析 22 十、 项目风险对策 24 十一、 发展规划 25 十二、 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 28 劳动定员一览表 29 十三、 SWOT分析说明 30 一、 公司治理模式差异论 根据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效率理论可知，不同的公司其治理机制的效率也是不同的。不同的经济任务、不同的经济环境必然也将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公司治理模式被证明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就必将存在着。几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都是与其具体的市场条件和政治、历史因素密切联系的。治理模式差异论认为，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传统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世界上很难存在唯一最佳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历史传统 哈佛大学教授卢西恩•伯查克和马克•罗伊共同发现路径依赖理论，即一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先前存在的公司制治理结构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沿着先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轨迹与方向发展，由此导致了各国在先前由于其不同的环境甚至是历史条件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因为：第一，怎样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通常是有章可循的；第二，现有的公司治理模式缺陷会随着公司运营逐渐显现，但公司内部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会阻止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变革，维护其既得利益。由此可知，即使竞争效率的压力和全球趋同化仍然存在，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不可能消失。 （二）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上，“外部控制型”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于完善的外部资本市场来对经理层进行有效的监控，而“内部控制型”的德日公司治理体制，则依赖于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作用的发挥。如果德国模式迎接敌意收购和股东导向型董事会，那么，德国就会出现既没有劳工影响的董事会，也没有契约和劳动力市场的保护监控机制，这样的治理模式将会是不可想象的。在制度的选择过程之中，国家利益以及政治选择等因素都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例如，美国政府对财产权实施了较为充分的保护，所以在美国就形成了外部治理的机制和市场导向型模式；而韩国政府对公司的监管和对贷款的分配，则形成了家族导向型和政治管制型模式。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对公司治理体制上所做选择的巨大差异。一国经济体制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规则依赖于并且反映该经济体制最初拥有的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总之，各种治理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的特色和适应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这两种典型的模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相对的，各种模式在变革的过程中都没有完全偏离各自原先的轨道。公司治理模式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完全趋同。 （三）政治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马克•罗伊认为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是造成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差异性的主要成因。在《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中，他指出，政治影响产生了美国大中型公司的不紧密的股权模式。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本着政治利益，力主弱化金融资本的影响力，据此来束缚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接下来罗伊教授又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决定因素》这本书中接着提到，欧洲本土的治理结构与美国公司不同，主要决定于是否存在“社会民主”的政治传统，个人本位和平民思想比较重。因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会凸显其高效。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下，注重整体利益，看重的是分配，如果出现雇员利益和股东权益相冲突时，高层一般会向前者倾斜。所以，在政治社会民主前提下，大众公司相较私人公司产生股东和管理层的代理成本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的防范措施即是集中持股——通过相对比较保密的会计制度直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大股东能够防范将公司资源应用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一一这也是欧洲本土缺少公共公司的原因所在。 如若试图对制度进行改革，则必须至少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新制度必须更加有效率；二是新制度的效率必须足以使制度转型的收益大于成本。只有在保证新制度效率和新制度能够取得更大收益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制度的转型，否则现有利益控制者就会拒绝这种转型。因此，转型必须在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二、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论 一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公司的获利性和增长性、获取资本的能力以及资本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治理程度越好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就能以较低的资本成本更方便地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迫于竞争压力，公司会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这就促使全球公司治理最后趋向于单一的最有效的模式。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几种公司治理模式内在的体制缺陷日益暴露，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各国纷纷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最终以美英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两种主要治理模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东亚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不断向此两种模式靠拢为标志，出现一个公司治理国际趋同的迹象。 （一）美英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手投票”的内部治理机制 美英公司治理模式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日趋稳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以及强化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等方面。 1、放松对银行持股的限制 由于银行双重身份所赋予的“相机治理”功能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证券市场所难以达到的直接监督作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开始重视银行的作用，并逐渐放松对银行的限制。以美国为例，1933年对《银行法》的改革突破了银行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而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案》的实施，则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涉足证券投资等非传统银行业务，1997年进一步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经营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从而放松了对银行持股的严格限制。 2、机构法人股东持股比例日益上升且其持股日趋稳定 由于机构投资者手中持有股份过多，难以在短期内找到足以买进这些股份的买主，因而要想全部卖出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将手中持有的巨额股票抛售会引起股市大跌，并因此累及其他股票，又会使机构投资者自身蒙受更大损失。这就在客观上迫使机构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逐渐向长期投资者转化，并借助投票表决机制直接参与公司决策以保证权益不受损害。这说明英美的投资机构比过去更多地关注其持有股权公司的长远发展，开始较多地介入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公司经理的经营行为，促使经理从长远角度进行决策和管理，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 3、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逐渐被重视 近年来，传统的英、美公司治理强调股东至上的原则有所改变开始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该法案一反传统公司法中“股东至上”的准则对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做了限制，对工人利益予以保护，并授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它包括四条新条款：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敌意接管计划宣告后18个月之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敌意接管者所获的利润；成功了的敌意接管者必须保证26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最引人注目的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力，而不像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此后美国其他州也竞相修改了公司法，允许（甚至要求）经理对比股东更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等）负责。 4、强化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 为了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美英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非执行董事的监控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公司为了增强对经营者的监控，开始借鉴德国模式，试图引进董事会内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角色分工，以期非执行董事能将更多精力放在替股东监督经理上。 （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开始重视“用脚投票”的外部市场机制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银企关系发生变化和法人交叉持股的比例降低等方面。 1、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德国和日本公司的直接融资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间接融资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在1975～1985年，德国和日本两国企业直接融资总额占对外融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2.5%和14.6%，在1986～1990年，其比重分别上升为18.2%和30.4%。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个人股东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德日两国对有关股份公司法律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进一步放宽或取消了对证券市场的限制。 2、银企关系发生变化，银行作用弱化 长期以来，高负债经营是德日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证券市场发展的明显加快，直接融资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加上工商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使德日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减弱，公司负债率呈下降趋势。以日本为例，80年代初，日本主要大公司的平均债务股本比为2.75：1，其中64%的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但到1990年，总的债务股本比大致为1：1。与此同时，银行与企业在信贷上的合作，由银行的单向选择变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银行不得不放松对企业贷款的审查和监督，从而开始弱化了银行对企业的控制。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持股比例也逐渐降低。在2004年3月份以前，日本银行必须将其对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额降到与其资本金额相当的水平上，之后日本银行持有上市公司价值在25万亿日元左右，而其资本金约为17万亿日元。但是，到2012年下半年，日本金融厅计划将银行机构对非金融企业的持股比例上限提高至10%～20%，此举将鼓励银行机构（特别是地区性银行）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恢复正常。 3、法人交叉持股的比例降低 法人交叉持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对德日企业的发展与壮 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两国经济的衰退，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正在减少，银行和工商业公司彼此抛售了对方的部分股票，对持股结构进行重组。仍以日本为例，1993年东京股票交易所上市股票（包括人寿保险公司所持股票）交叉持股占的比例已从1988年的43%下降到40%。 美英模式与德日模式近年来发生的上述变化表明，德日两国长期以来一直较为稳固的法人相互持股关系正在发生松动和进行新的银企关系调整，股票流动性增大；与此同时，美英两国的机构投资者则比过去更多地关注其持有股权的工商业公司的长远发展，较多地对公司运转进行干预，使股票的流动性趋于稳定化。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靠近、相互补充，大有趋同之势，即美英公司收敛股票的过度流动性，力求股票的稳定性，以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而德日公司收敛股票的过度安定性，借助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来激活公司的活力。 （三）东亚国家与转轨经济国家向美英模式与德日模式的靠拢 东亚国家向美英模式与德日模式的靠拢体现在不断吸取“外部监控”和“内部监控”的合理因素，逐渐弱化高度集中的家族控制。—方面，东亚国家开始重视中小股东及外部股东的作用，其股份结构中开始放松对家族外股东的限制，出现了明显的股权分散化趋势；另一方面，政府也减少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转而更强调银行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以期加强对家族股东内部控制的制约。中国及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在转轨初期就注重吸收工业化国家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些做法。东欧一些国家又更多地转向以银行持股为特征的德日模式发展。在东欧，商业银行已成为许多企业的重要所有者，尤其是在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捷克的银行在认股权证私有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部分的投资公司都是由银行组建的，四家最大的投资基金中三家由银行控制着。银行直接控制着第一轮私有化中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