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红色大厦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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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九红色大厦的坍塌 黎明终将驱散黑暗,把四周染上怡人的色调。这是十分自然的,由于黑暗代表死亡,光明象征生命。但愿黎明尽快来临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一点并为此而生活。 ----[俄]尼·雷日科夫 在1991年12月26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降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抬头挺胸地走了70多年。可是在不到10年就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之即,这个与美利坚相提并论的超级大国倾刻间就散了架子,不仅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迅速向资本主义制度蜕变,并且这个国家本身也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另立门户而成往日黄花。这一切貌似应验了中国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感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论及苏联剧变与解体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有的学者认为:“这像一场外际陨星对地球的碰撞,摇撼了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炸开了一个大裂谷。〞 为什么苏联这个强盛多年的老大红色帝国会如此下场?全世界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在震惊之余,都力求探寻其内在的根本理由。由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于仍旧在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多年来这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应当说,有关文章著述从不同的角度透露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各方面理由,而且有的文章著述也有很深的道理。可是,大约限于篇幅或太当作学问来做了,这方面的文章著述读后总感到空泛泛的,或像“木乃伊〞,或似“猪排骨〞,显得干巴巴缺少血肉,因而也就大大降低了说服力。针对这种不足,本书的这部分将侧重表达苏联的剧变是如何进行的,解体又是如何发生的,同时尽力透露其背后多方面的深刻根源。 光环暗淡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本书的其次部分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后来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对这种模式作出了最好的评判。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谜一般地死在当时距离莫斯科西北30多公里而今天已经包括在莫斯科市内的孔策沃别墅,终年74岁。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大体上经历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停止时期、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过渡时期和戈尔巴乔夫的变革时期。其中,作为苏联终结岁月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时期,实际上也就是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开始。 在后斯大林时代里,最值得讲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非斯大林化,不过,这里所谓的非斯大林化也并不是像有些著作写的那样,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只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一下缰硬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已。 非斯大林化开始于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政治上,1953年3~4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宣布对“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进行平反、大赦一部分政治犯,初步地改正20年来大清洗的错误; 同时强调和集体领导和法制建设,对个人崇拜现象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 经济上,马林科夫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1953~1955)实行了被称为“新方针〞的政策,提出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了宏伟胜利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沛的原材料,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额,减免农业税。负责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更是提出,要进一步降低自留地税收,取消一部分农产品的实物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等等。这样相对宽松的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欢迎,1958年全苏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长5600万吨。当时,苏联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与中国曾流传过的“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的顺口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谚语:“马林科夫上了台,大饼天上掉下来〞。当然,在仍坚持发展重 工业的前提下,苏联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所取得的进展是很有限的,而且不久就出现了反复,甚至马林科夫也因此而下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其次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以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当时没有公开,后来也被称为《机要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着重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在农业政策上、民族问题上和对南斯拉夫关系上所犯的错误,指责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丧失应有的警戒和战争爆发后指挥又失当。对于赫鲁晓夫这个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轩然大波的的机要报告,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政治界和学术界都有大量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 公正而论,赫鲁晓夫机要报告实际上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机要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基本上都属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些揭露和批判是以确定斯大林“在准备和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为基本前提的,所以不能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搞突然袭击,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机要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还破除了长期形成的神化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二十大之后,大量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大量共产党开始试图冲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摸索自己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但是,赫鲁晓夫的机要报告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没有涉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等方面的错误,显得不全面; 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显得不严肃; 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一个身上,显得不公正; 仅仅将个人崇拜的理由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分析体制上提弊端,显得不深刻等等。所以,赫鲁晓夫的机要报告感情上短浅的谴责远远大于理性上深刻的批判,更没有涉及到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着的那些缺点及其根源。所以,这样对斯大林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端,同时还为西方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成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导火索,甚至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自己也成了斯大林式的悲剧性人物,一方面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突出自己,树立新的个人迷信。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苏联几乎重演了1929年庆贺斯大林50诞辰的那一幕。女作家加莉娜·谢列勃娅科娃在《唯良善者常在》一文中写的一段话最具典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学家在一起他是化学家,同农艺师在一起他是农艺师,同动力工程师在一起他是动力工程师。大地和宇宙经常吸引着他的注意。赫鲁晓夫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做什么、也无论他谈什么,他永远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坚贞不渝的学生。〞半年之后,这些恰恰成为其他人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主要借口,苏共中央在对赫鲁晓夫的责难中说:“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一年全国性大报上共刊载了他的120幅照片 ,1964年头9个月竟至140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报端也不过一年只有10到15次。〞 赫鲁晓夫只好退休了,斯大林模式实际上仍旧。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1966年苏共其次十三大开始又改称总书记)。尽管宣称在苏联的内政外交上仍坚持以往的方针和政策,尽管也进行了诸如干部制度和经济政策上的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刻意求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虽然进步不大,却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在宁静的外表之下,曾被赫鲁晓夫冲击过的斯大林模式又渐渐地被勃列日涅夫修补起来,于是,政治上腐败滋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队伍老化,经济上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教条理论的束缚,改革难以深入,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甚至趋向下降。一首流行在苏联城市中的歌曲这样唱道: 现在买一瓶伏特加要我们花五个卢布, 可是我们还得喝。 替我们给勃列日涅夫捎个信儿, 十个卢布买一瓶我们还乐意花, 要是它涨到了二十个卢布――啊呀呀!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将向冬宫进军, 再次占领它。 1982年11月,76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将处于保守和僵化状态、仿佛是一个垂暮之年老人的苏联留给了安德罗波夫。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已经68岁而且身患多种疾病,是历届领导人继位时最年长的。虽然如此,面对严峻的国内问题和陷入窘境的外交局面,安德罗波夫还是带来了一股清爽空气。他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强调只有综合地、全面地改革经济体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安德罗波夫的推动下,苏联的农业集体承包制有所发展,工业企业的自主权也有一定的扩大。可是,好景不长,1984年2月,几乎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一样,安德罗波夫也在严冬之际去世。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更加垂暮的老者、当时已经73岁的契尔年科。仅仅过了一年,还是在酷寒的冬季,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接连失去三位年老多病的领导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来病夫主克宫〞这种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即“家长制专制统治制度〞,说明俄罗斯“存在一种不依靠机制,而完全依靠领导人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否说明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走了终点?所以,契尔年科去世后,年仅53岁的少壮派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全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两次至关重要的党代会 在苏联这种党国一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社会生活中任何重大变化的始作俑者必定是党的会议,其中主要是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根据规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共的前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91年8月苏共被阻止活动,苏联共产党先后共召开了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对于党的代表会议,并没有前后一致的专门规定,寻常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探讨党内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从1905年到1988年,苏联共产党先后共召开了十九次代表会议,其中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于1941年召开。 导致苏联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和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其次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主角的分别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具体陈述这两次会议之前,有必要花点笔墨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在结果三位政治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入主克林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单以53岁的年纪、充足的精力貌似就已经给长期死水一潭的苏联带来了希望。心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也立刻摆出一副与过去决战的架势,“竭力推行改革,力图使党内和人国人民相信,只有进行某些改革,才能使已经处于病态的经济不至于更加恶化。〞所以,他先是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然后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其次十七大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经济管理需要不断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前的形势是,不能只限于局部的提升,必需进行根本的改革。〞1987年,深知要进行全面改革必需首先转变观念这个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书商请求写了一本“谈我们的计划,谈我们准备如何实现这些计划的书〞,这就是《改革与新思维》。该书回复这样一些问题:“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摈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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