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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篇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张伯变 第一章 箪路蓝缕以启伟业(1927-1936) 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创立伊始，就在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想指导下，设立了文、理、商三科。 其中商科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和商业组织三个学门(系)，同时在文学院另设有经济系。 201&纪早期南开大学八里台校门与校园风光 105-1975) 1926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廉先生，来到南开大学任教，由此揭开了南开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教育新的一页。 在耶鲁读书时，何廉曾经师从亚当斯(T*S,Adams)>岱(CliveDay)、费舍(IrvingFisher)和凯勒(Albert•G•Keller)等著名教授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更在1923-1926年间长期协助费舍教授从事商品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调查和编制工作。 1925年9月，何廉在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 关于西方国家的收入税管理(IncomeTaxAdministrationinWesternCountries)的学位论文，并于次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归国的途中，何廉收到了来自暨南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两份聘约，前者所承诺的薪酬远高于南开，但后者处于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地区，因此，经权衡之后何廉毅然决定接受南开大学的聘约，任商学院的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承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任教南开之初，由于教学任务繁忙和经费困难，何廉一方面抽出时间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对中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进行考察分析；另一方面利用课余时间，先后私人聘用和指导两名半工半读的学生华文煜和李惠灵，开始了对上海、广州物价指数的统计计算和绘图等工作，这些成为以后南开经济研究许多研究工作的开端。 1927年春，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陶孟和教授，以在南开收入两倍以上的高薪诚邀何廉前往北京，主持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的社会经济调查工作。 而何廉本人当时则更希望能继续留在南开，以将教学与研究并举，使两者相辅相成，也可在学业和工作两方面同时培育青年学生。由于陶孟和曾是张伯苓校长在严氏私塾最早的五名学生之一，同时又是当时南开大学的校董，因此何廉找到张伯苓征求他的意见。张校长一方面答应亲自出面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张也是该基金会董事之一）和陶孟和代何廉婉辞，一方面接受了何廉提出的建议，即在南开建立一个性质与之相类似的、不属于任何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进行有关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7年9月10日，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 究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八里台本校的秀山堂，由何廉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导师，下属两名研究助手和儿名调查员。委员会以“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做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为主旨，是我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专门的经济研究机构。 在资金方面，由张伯苓校长从南开大学1927-1928年度预算经费中拨付现洋五千元作为开办费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也同意在1927-28年度给予了四千元的资助，加上何廉从耶鲁毕业前接受老师费舍教授所赠予的五百美元，就有了近一万元的研究经费。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初期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学教学的合理化、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对工业化等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留有很多空白和不足。何廉在回国之初对国内经济学教学的考察过程中，访问了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了解到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 这些大学中担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大多是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他们使用英美的原版教材，或者将这些原版教材择要译成中文讲义。但由于薪俸微薄，这些教师大多在两个以上大学中兼课，甚至兼任京津或沪宁两地的课程，教学负担沉重，无暇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难以对教材或教学内容加以更新、补充和修订，因而只能年复一年的照本宣科，讲的全是西方国家的一般情况，与中国的国情不相联系，所有这些大学中连一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农业经济学的课程也没有。 在课程的设计上，大学生进校第一年就进入专业的主课，在随后的学年中，学科越分越细，最后分到很微小的范围，他们所学的课程门类太多，每门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加上每门课本身的教学内容往往又都是非常肤浅的泛泛之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往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此外，国内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普遍不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缺乏经验记录和实地调查。 何廉认为，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那不过是空谈而已，作为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洋学者，首先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深入中国实际，了解国情、解决难题，然后才能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更多的实际问题。 因此，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力求实现教学和研究的“合理化”和“中国化”，用所讲授的各门课程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实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以他所开设的“财政学”课程为例。何廉首先油印了中国财政中有关封建王朝、民国以来的税收来源和结构、内外债发行情况、公共支出的去向等方面的资料，作为讲课教材的补充发给学生。他还深入社会调查搜寻有关资料，或到出版社尘封多年的书库中发掘，或上门拜访著者以求读原稿；对银行、商行拥有的资料，他通过各种关系去借用或收购；对政府部门的有关存档，则需求助于各级机关以至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一年后他就编了一本新的教材，取代了当时最流行的美国教授卢茨(Lutz)的《财政学》，经过教学的实践和反复的修改，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在助手们的协助下，何廉对自己开设的经济学原理和统计学等课程也都相应地编写了教材。其中何廉和他的学生李锐合编的《财政学》于1936年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在以后的年份中多次再版。 按照同样的原则，何廉与他的另…名学生吴大业合编了《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还将费尔切尔德(Fairchild)、弗内斯(Furness)和巴克(Buck)的《经济学》改编得适用于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后交他的研究助手巫宝三和杜俊东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还有方显廷、谷源田的《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刘朗泉的《中国商事法》等著作和教材，亦具有同样的特点。 在编撰教科书的同时，何廉还注意倡导和推动国内经济学术语的标准化。力求保持教学和著作中用语的统一性，在后来他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更组织南开所有的经济学教授每两周集中•次，讨论选择经济学的术语，并在内部统一使用。1934-1935年南京教育部国立编译局组织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用语标准化的经济学工作委员会，由全国各大学的经济学名教授组成，何廉担任主席，即在南开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经济学的标准化术语，所编撰的《经济学名词》由教育部公布，经国立编译馆编订，正中书局印行，供各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使用。 由何廉和他的助手重新计算的1912年以来上海和广州物价指数，于1927年夏得以完成并发表。1928年冬，在何廉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始系统地采集和编撰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同时对天津的132家手艺工人生活费支出进行调查并编制了《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 委员会还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收集1860年代至1920年代全部海关贸易册中的资料，据此编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率指数(1867-1930))),该书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著名统计学者的交口赞誉。 至抗日战争之前为止，南开经济研究所已经相继编制了六种物价指数：中国进出口物价和物量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上海外汇指数和上海证券指数，同时何廉和吴大业等人还就指数的编制原理、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由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各种指数，与当时官方公布的指数相比较，由于更为客观的反映了物价的实际变动，所以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相当高的信誉，•直为国内外经济、历史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用来作为计算和研究的依据延用至今。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在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说：“提到统计，人们总会联想到南开大学编制的物价指数…非官方机构所刊行的统计期刊只有南开大学一种…常为学术界所引用。” 由于国民政府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工农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重建上，学术讨论也主要围绕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问题而展开。因此，何廉拟结合教学需要就近开展天津地区几种新兴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进一步着手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1928年末，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确定以天津地区为考察对象，以棉纺、堞丝、地毯、针织、面粉和制鞋业为重点在城市工业中开展调查。 正在这时，何廉在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和好友方显廷完成了在岱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riumphofFactorySysteminEngland),自海外毕业归来，经何廉向张伯苓推荐聘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兼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其时，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已经聘请方显廷任当时设在上海的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但方先生还是放弃了三倍于南开大学教授薪金的待遇和官场升迁的捷径，为经济研究和教育人才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自1929年1月到南开任教后，方显廷就担任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成为了何廉长期的得力助手和合作伙伴，天津地区工业调查工作由此得以全面铺开，同时委员会还派员深入河北省的宝城、高阳等县调查乡村工业的发展，方显廷负责主持了其中很多的调查研究工作项目，先后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和报告。 在南开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期阶段，经费开支并没有稳定来源。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只在1927年一次补助了四千元以后，就没有再继续资助任何费用；所有调查研究和出版刊物的经费开支，全部依仗南开的大学部拨付，因而有些研究工作苦于无法进行，何廉和方显廷每次只能挑选一个行业逐渐开始研究。 1929年夏、秋之际，在与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负责人员肖特维尔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成立于1925年，是当时美国为联络亚太主:要国家成立的恒常性国际民间调查研究组织。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在上海也设有支部，集结了张伯苓、胡适、蒋梦麟、吴鼎昌、陶孟和、陈衡哲等众多知识分子、经济界名流及在野政治家. 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是国际行政组织，只具有学术讨论性质，张伯苓将其阐述为“提出各关系国之问题，共同讨论，研究一解决办法，以谋互相间之了解而促进全世界之文化进步。虽无强制执行之决议，但其道德上及舆论上之制裁力，极为伟大。各国代表均系来自民间，与国家政治上之势力，迥不相谋，凡曾充代表而现任官吏者，均需回避。”学会将其感兴趣的课题，委托于亚太相关各国的支部调直会进行调音，并拨给调查项FI的资金。学术讨论的范围，也只限r•社会科学领域，不包含自然科学.学会中国区项目的调查，主要委托给了南开经济研究所。 (James•T•Shotwell)教授和卡特(EdwardC•Carter)的接触中，何廉提 出南开有意进行调杳研究我国东北的移民问题和开展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设想，这正切中了时局的要害，学会负责人因而对这两个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意每年补助一万二千五百美元，为期三年；其中每年以七千五百美元作为在何廉指导下调查研究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边疆课题的费用，另外每年以五千美元用于在方显廷指导下调查研究华北工业化(着重天津地区)问题。这两项研究经费的取得缓解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续经费的困难，对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给以了很大的鼓励，在此后的六七年间，何廉和方显廷开展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约30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