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产品销售公司员工福利计划

泓域/农药产品销售公司员工福利计划 农药产品销售公司 员工福利计划 目录 一、 早期传统服务付费方式的医疗保险 1 二、 医疗费用增高的原因 4 三、 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 8 四、 国外的退休计划 14 五、 英国的社会保险 18 六、 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24 七、 公司简介 30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31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31 八、 产业环境分析 31 九、 行业壁垒 32 十、 必要性分析 34 十一、 SWOT分析 35 十二、 法人治理 44 十三、 发展规划分析 58 十四、 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 61 劳动定员一览表 62 一、 早期传统服务付费方式的医疗保险 许多国家都在20世纪中期开始建立团体医疗保险制度，但由于经验不足，早期的模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陷。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实行的传统服务付费方式的医疗保险就是一个典型。 1.安排 任何一种团体医疗费用保险都包括三方当事人：提供保险的雇主以及保险公司、享受保险的员工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及医院。 首先，雇主通过自保或者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特定的医疗费用提供全部或部分保障。 其次，员工以及保障范围内的受抚养人有充分的余地选择提供护理的医生或医院。 最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收取的费用来自保险人。在实践中，一种方式是提供者直接向保险人收费，如果费用超出了福利计划保障的范围，则超出的部分要么是由员工支付给提供者，要么是由保险人先支付，然后员工再偿还给保险人。另外一种方式是提供者先向员工收取费用，然后员工再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 2.提供保障的组织 大型企业的雇主通常会对福利计划的大部分或全部进行自保。很多情况下，这些雇主通过保险人或第三方管理者来管理保险福利。中小型企业的雇主一般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团体医疗保险。这两部分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 在美国，蓝十字—蓝盾组织也销售这类团体医疗保险。蓝十字和蓝盾是美国最大的两家非营利性的民间医疗组织，它们作为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创立于1930年，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蓝盾由医生组织发起，承保范围主要为门诊服务，蓝十字由医院联合会发起，承保范围主要为住院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参加者缴纳的保险费。由于非营利性，许多州给予了它们优惠的税收待遇，如蓝盾和蓝十字的保险基金可免缴2%的保险税。蓝盾按常规的医疗费用支付给医生，但有一个上限；蓝十字根据投保人的医疗情况向医院支付住院费，但享有平均14%的折扣待遇。 近年来，绝大多数相互独立的蓝十字和蓝盾进行了合并，既提供住院服务也提供门诊服务。虽然税收优惠降低了它们在与营利的保险人竞争时的经营成本，但许多蓝十字一蓝盾组织发现它们承保了很大比例的那些难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健康保险的人，这导致了它们遭遇严重的财务亏损，并使其开始关注将营利性市场作为一个替代性的选择。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的蓝十字—蓝盾组织转换成股份制保险公司，其保险业务也通过扩展到医疗保险以外以及为自保的雇主医疗计划提供理赔服务而进行了多元化发展。 二、 医疗费用增高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医疗费用增长加速，并逐渐超过军费开支，成为第一大财政支出项目。经过一系列改革，医疗费用虽然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又出现了迅猛增加的势头。费用增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传统服务付费方式下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多的对于高质量护理的需求、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等。 1.传统服务付费方式下的道德风险 （1）保健体系的当事人及特点 保健体系包括三方当事人，分别为：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如医生或医院；保健服务的消费者，即员工；雇主/保险人。保健服务是这三者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提供者和消费者在传统服务付费方式下就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提供者一般比消费者更多地了解所需要的服务。例如，如果一个医生推荐给病人某种检查或治疗，大多数病人都不会有资格或能力去质疑医生的安排。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提供者对于保健服务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由于是消费者以外的保险人和雇主支付绝大部分保健服务的费用，而服务提供者的收入随着所提供服务的增加而提高，那么提供者就有动机提供额外的医疗服务。而消费者不直接支付费用，他们也倾向于要求更多的护理，或至少对护理成本的节省并不关心。这两个特点导致了传统服务付费方式下的事后道德风险。 (2)道德风险 这里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 首先，作为一种团体保险，员工缴纳的保费与其个人期望索赔成本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因此，在员工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的健康谨慎意识可能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事前道德风险。当然，这种风险并不是传统服务付费方式特有的，任何一种团体保险都会涉及类似情况。 其次，团体医疗保险中，可能会出现对保健服务的过度利用，这称为事后道德风险。上述传统服务付费方式下提供者和消费者的特点使得他们都缺乏动机来经济地利用医疗护理，甚至可能会过度利用，就使得事后道德风险加剧。对于提供者来说，由于他们的收入与所提供的服务成正比，因此他们可能会过度供给，哪怕治疗效果微乎其微也无所谓，也可能会诱导消费，如诱导孕妇做剖腹产手术。此外，我国“以药养医”的模式也是过度利用的一个因素。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关心的只是医疗服务带来的益处，完全忽略费用问题。这就像消费者去商店买东西，当每件东西都要自己付款时，消费者就是理智的购买者。但是，当患者接受医疗服务时，是由别人，即保险公司付款，这时患者可能就不会那么理智了。加之他们也少有能力判断医疗服务的合理性，所以需求方可能会出现小病大治、要求高价药、允许他人“搭便车”等现象。道德风险引起了医疗需求的过度膨胀，医疗费增长迅猛，使得政府不堪重负。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医学界都拒绝承认他们的行为助长了道德风险。有评论家指出，患者或许会时常要求得到一种特殊药物或是接受一种诊断试验，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让医生给出医疗结论。这样，道德风险就不会像给患者开空白支票让他们随便购物之类的事情那样简单了。假如道德风险存在，那么以下三件事中至少有一件就会发生：（1）享受保险的患者很可能每次患病都要与医生见面；（2）当患者享受保险时，医生很可能会推荐更贵的医疗服务；（3）享受保险的患者很可能对医生的推荐表示认可。 医生对以上假定能否站得住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1）患者如果只是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可能会考虑费用和时间而不见医生，但如果病情严重的话，自然就不会顾虑其他而与医生联系了；（2）医生几乎总是根据医疗效果，而不是经济利益为患者推荐医疗服务；（3）患者并不总是对推荐的服务表示赞同。如果以上论点正确的话，那么道德风险发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1974年，美国国会为兰德公司的全国医疗保险实验拨款8300万美元，对道德风险的严重性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研究。80年代公布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享受免费医疗的患者与需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的患者相比，前者的医疗费用多出了30%。0兰德公司的研究说明道德风险确实存在，而且非常严重。 2.对于提高护理质量的需求以及技术进步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医疗护理的需求不断增加。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医疗技术的进步是几十年来医疗保险开支在世界各国都持续上涨的罪魁祸首。例如，以前没有器官移植技术的时候，出现器官衰竭症状的患者很可能不治身故，但现在有了这种技术，医疗保险就不能因为费用昂贵而不允许使用。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想得到这种医疗效益，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新的医疗技术的前进步伐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不会放慢速度。如果过去的一切只是个开始的话，那么与提高生命质量的承诺同时而来的就是标价极高的药品与医疗服务。因此，这种原因的控制比道德风险的控制更加困难。我们在下面“控制昂贵医疗服务的数量？”这一部分中将会进一步感觉到这一点。 3.人口老龄化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人的三到五倍。这些研究也表明，在老龄化的过程中，老龄人口医疗费用会增加。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医疗卫生费用上升的主要推动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老龄化对医疗卫生费用上升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尽管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很高，但是很难确定医疗费用总量的上升到底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还是医疗费用、保险覆盖率这些因素导致的。 三、 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 1.建立企业年金的意义 首先，建立企业年金是职工退休后享受较高水平生活保障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重的历史欠账、现行退休金高替代率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等，造成目前企业和职工缴费压力增大。但职工退休后实际退休费又不高，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金难以提供较充足的退休保障，而由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财政负担已经过重，指望国家提供全部的较高水平的养老金不现实，也不符合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国际趋势。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目标，国家提倡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年金，使职工在得到基本养老保险金保障的同时，又有补充，养老保险的辅助，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将逐步降低，企业年金在养老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步升高，替代率比例也会提高，因此，企业年金在我国未来的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建立企业年金是企业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有资料显示，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建立了商业化的企业年金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又将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员工个人职业生涯设计、激励性分配及老年生活保障结合起来，使企业与员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外的成功经验说明，企业年金的一大优势就是将企业利益同个人利益长期有机结合在一起，对激励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强化本企业人力资源优势，确保企业高效健康发展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在不断深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今天，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完善企业年金体系，对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发展企业年金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途径。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发展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企业年金需要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企业年金的经营应该交给多元化市场主体，实行商业化运作，并在市场上形成竞争机制。商业运作形成的市场竞争将推动企业年金的专业化经营，由此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高的效率。因此，发展基本养老保险与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同时进行，这将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2.中国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0和个人储蓄养老三个支柱组成。这基本构成了一个人退休后收入保障的“三大块”，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企业提供的补充性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其中，前者由国家强制执行，后两者则是自愿购买。 但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水平偏高，达到85%—90%。由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建立较晚，吸纳资金有限，许多以前没有缴纳保险基金的退休职工都要依靠养老保险基金来支付退休金，使得养老保险基金背负了上万亿元的隐形负债，债务和资金“缺口”严重。因此，迫切需要调整三个支柱的结构，需要其他资金来源弥补职工退休收入的不足，补充建立私人养老保障机制。 1991年，在《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1994年，《劳动法》规定：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劳动者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将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 虽然在制度上已经建立，但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运行多年但进展缓慢，无论从占GDP的比重、员工参与率还是替代率，都与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