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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域/储能设备销售公司企业风险管理总结
储能设备销售公司
企业风险管理总结
目录
一、 产业环境分析 3
二、 品牌:品牌深入人心,获取更高溢价 3
三、 必要性分析 4
四、 政治风险的识别 4
五、 政治风险评估 5
六、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9
七、 商品价格风险的含义 13
八、 政治风险源 14
九、 政治风险含义及分类 16
十、 绘制因果图的注意事项 18
十一、 因果图分析的作用与缺点 20
十二、 标准化调查法的分类 21
十三、 标准化调查法的优缺点 25
十四、 投资与投资风险 27
十五、 投资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29
十六、 财务风险含义及分类 33
十七、 财务风险的来源 33
十八、 筹资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35
十九、 筹资风险的应对 36
二十、 项目概况 38
二十一、 公司概况 41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41
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42
二十二、 法人治理结构 42
二十三、 组织机构管理 57
劳动定员一览表 57
二十四、 项目风险分析 58
二十五、 项目风险对策 61
二十六、 SWOT分析说明 62
一、 产业环境分析
综合判断,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区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发展形势总体向好有利,将通过全面的调整、转型、升级,步入发展的新阶段。知识经济、服务经济、消费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中心城区的集聚、辐射和创新功能不断强化,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 品牌:品牌深入人心,获取更高溢价
便携式储能产品作为消费电子产品,消费者对产品的初始认知依赖于其品牌形象。便携式储能产品具备消费品属性,当前行业整体渗透率较低,产品单价较高,尚属于小众高端产品,消费者在选择时看重产品品牌,且消费群体收入相对较高,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相对较低。知名消费电子行业专业品牌的树立建立在其出色的产品研发能力、质量管控能力与市场营销能力之上,需要在研发、品控、品牌营销上的持续投入,具有一定壁垒。同时,由于便携储能产品能输出超过安全电压的交流电,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会更注重品牌对产品质量安全的背书。因此,对新进入者而言,便携储能行业具有较高的品牌壁垒。
企业通过打造自主品牌,在消费者群体中深入人心,获得更高产品溢价。比如德兰明海建设自主品牌“BLUETTI”,2021年4月,公司的自营网站在美国强势上线,迅速帮德兰明海赢得客户和品牌追随者。德兰明海还通过建立社群、众筹推广,大幅降低新品推广成本,同时触达了更多潜在的消费者,加速了其品牌BLUETTI在海外的渗透。在亚马逊便携式储能产品销量榜单中,前十名产品的度电成本在608-1386$/kWh之间不等,德兰明海旗下品牌BLUETTI的产品位于第四名,容量为268Wh,度电成本为1116$/kWh,价格处于中上等水平,拥有较强的品牌溢价能力。
三、 必要性分析
1、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 政治风险的识别
企业应当收集相关资料,了解一国的国际关系与社会局势以及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变化等等情况以识别可能的政治风险。其程序一般是收集一国国际关系状况、政局稳定性、法律政策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评估,从而明确一国政治风险的变化情况并预测其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识别工作重点应是了解和预测有关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这样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政治稳定性与连续性;
(2)一国的政治体制;
(3)一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政策;
(4)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
(5)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
(6)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
(7)政治、社会、宗教、少数民族和其他冲突;
(8)政府效率与廉洁状况;
(9)国民经济重心与发展重点;
(10)一国国际关系;
(11)东道国政府与本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等。
五、 政治风险评估
政治风险评估要针对经营地政治环境变动可能性,评估投资所在国发生预料之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政治风险具有相对性,即投资者因国别的差异会对某一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有不同的预期,这是由于政治风险本身要受到国与国之间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风险评估者也会受到自身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此外,适用于评估宏观政治风险的方法不完全适合于特定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应当在把握所在国家政治风险宏观方面的基础上,分析特定项目对于东道国政治的敏感性,然后综合评估两者的影响,形成在某一东道国实施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
(一)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对宏观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指标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
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政治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美国BERI公司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其他著名的指数还有富兰德指数,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等级,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3、分类评估法
例如,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将政治风险按照严重程度分为4类: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指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二)微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微观政治风险评估中,需要考虑以下诸多因素。
1、东道国政治环境评估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政治因素。考虑东道国政府对待本项目在该国投资的态度等。②政治稳定性。考虑东道国政权更替的频率和政治冲突是否会导致项目中断。执政党的更替,意味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变更或调整;政治冲突预示着政府对涉外投资的政策的变化;恐怖活动对跨国投资项目的影响等。③政治干预。考虑项目是否会影响东道国国防力量;是否会被东道国认为涉及外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如能源、高科技企业)、市场垄断;是否会危及东道国就业,致使东道国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等。④东道国的国际关系。考虑东道国与跨国经营企业母国的关系;东道国企业及政府谈判地位、强弱;跨国投资企业在国际语言、国际公关、国际策略能力方面的强弱;公众支持程度等。
2、法律环境评估
需评估母国、东道国以及国际法的影响。母国法律,需了解母国法律对于跨国投资经营的相关规定;东道国法律,需了解东道国法律对跨国投资行业、范围等的相关规定或限制;国际法,需了解国家之间所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公约和协定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3、经济环境评估
包括以下内容。①东道国筹资的可能性。东道国政府是否可能对本项目提供融资资助、本项目进入东道国资本市场的可能性。②资金汇回的规定。了解将现金流从东道国子公司汇回母公司的规定。③转移价格、管理费、特许费、借款偿还、股利分配的规定。④公司治理环境。东道国对当地外国公司所有权的限制。⑤行业环境。投资项目是否必须利用当地资源才能有效生产经营,如石油开采,近期内是否会出现与本项目竞争的产业。
(三)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评估
综合评估某特定项目的整体政治风险,可考虑采用以下具体方法和步骤。
第一步:采用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等方法确定不同投资项目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因素(可采用0~1分制和赋值方法),并确定每一项因素的权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特定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值。
第二步:评估特定国家的宏观政治风险。可选择参照权威数据而评估。第三步:确定特定项目的总政治风险指数。
第四步: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特定项目在其他国家的风险指数,并进行国家间的风险比较,以选择适当的国家和适当的投资项目。
然而,尽管各机构采用了各种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实际上是不能做到十分精确的,至少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就很难确定。只能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六、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是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价格管理权限绝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企业没有定价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价格改革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1979—1983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初始阶段,政府以宏观调整价格为主,改善部分商品价格的不合理程度,并逐步放开一些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如1979年提高了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统购价格,1981年提高了烟酒价格,1982年放开了工业品中100种小商品的价格,以后逐年扩大放开的品种范围。
1984—1988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展开阶段,这阶段政府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为主,同时继续对由国家管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5年,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少数经济作物由政府定价外,其他农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放开生产资料计划外部分的价格;1986年,全部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1988年,提高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和原油等重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提高肉、蛋、糖、茶4类副食品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
1989—1991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治理整顿阶段,政府是以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为主,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进程。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有:1989年,提高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国内交货价格,从按国内价格作价改为按进口成本作价,即按代理作价;1989年冬季提高铁路、水运和航空客运票价;1990年,提高铁路、水运和公路的货物运价;对近40年未动的邮政资费作了适当调整;较大幅度地提高煤炭、原油、有色金属和部分钢材的出厂价格和民用燃料的销售价格;部分城市提高自来水、牛奶价格和公共交通票价;把橡胶、炭黑的计划内外“双轨制”价格合并为“单轨制”价格等。
1992—1996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的深化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期间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改变价格结构,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1997年以后,价格改革进入了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的阶段。政府着力于积极运用价格杠杆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改善投资环境,研究如何应对“人世”挑战等。同时,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加大价格立法和执法力度,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我国第一部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便是在这一年颁布的。政府在价格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从以定价调价为主转到以定规则、当监督、搞服务为主。
2001年,《中央定价目录》进行了最近一次修订。根据修订后的《中央定价目录》,中央管理的定价项目由1992年的121种压缩为13种。这13项分别为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专营的烟草、食盐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重要专业服务等。2001年后,很多中央定价项目实际上已经作出调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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