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 冷向明 范田超[摘 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Key]流动；村民行动；社会基础；乡村治理[] C912；C924；F320[] A[]1007-8487（2016）01-0090-07[作者简介]冷向明（1979-），男，山东平度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范田超（1990-），男，山东济宁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治理理论与改革研究一、研究缘起与分析路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徐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基于长期、持续的实证观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并深入研究了“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1]、“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2]等学术议题。
这不仅开启了乡村治理研究尤其是村民自治研究的新阶段，也产生了广泛的政策影响，使这一学术议题也成为政策议题如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一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急剧变迁，而治理体系改革滞后的一种回应影响乡村社会基础变迁的因素不一而足，而农民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民流入城市和流出村庄都会对城乡治理和城乡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流出村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流动现象的出现产生于农民个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帕森斯将这种行动称之为“单位行动”，并由此联结而成系统的“行动体系”[3]（P147）但个体行动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与其生活的社会结构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之中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的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体现着一种二重性”[4]（P89），即行动者持续性的实践活动使得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也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在流动的过程中，村民行动既受当前社会秩序结构的制约，又不断建构着新的秩序结构，互动的持续性使得行动与结构在时空的延续中每一刻都孕育着变迁，这就对村庄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本文中，笔者拟以鄂中L村为个案，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试图描述流动背景下的村民行动，剖析其对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探讨当下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二、流动视阀下的村民行动L村位于鄂中的武汉市蔡甸区，地处武汉经济腹地，全村总面积1800亩，现有农户282户，人口1038人村中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到2014年，全村共有流动人口699人，占到全村总人口的66.7%学者指出，探索乡村有效治理形式，需要从行为主义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中的人、人的活动及其活动支配机制[1]在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村民无论是在经济行为、政治参与，还是社会交往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一）经济行动：逃离农业与兼业化经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农业的主体地位最先出现动摇，农户经营兼业化成为普遍趋势，这在人多地少的L村表现得更为突出1977年该村粮食播种面积为2036亩、总产量为1293吨，而到2013年，粮食播种面积仅为800亩，总产量也只有373吨受限于较低的机械化程度和高昂的农资价格，使得较高的生产要素投入和较低的粮食产量、较小的利润空间之间的非均衡对比成为当地农业面临的严峻现实，这逼迫着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在随机抽取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中，仅有7户仍以种田为主要收入来源，以打工、个体经营、城镇企事业单位上班等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占到72.5%。
通过到城市打工、创业经商，不少“洗脚上岸”的村民发家致富这些打工能人的存在为村民外出务工提供了标杆和动力支持因而在大多数村民心目中，逃离乡村成为最为理性的选择在我们田野的调查中，当村民被问及“有机会您或您的孩子愿意外出打工吗”时，多达60%以上的村民“非常愿意”或“比较愿意”让孩子外出打工在没有外出务工的留守村民中，兼业化经营行为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在田里种些口粮和蔬菜外，绝大多数留守村民都投入到了村中红火的手套加工副业之中依托于市场优势和政府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L村开始兴起这一作坊式的加工副业，主要生产劳保手套，经过一个发展时期，已经形成了“企业——村民——企业”的生产链条：即由企业提供原材料和设备，村民带回家中加工，再由企业定期上门收购对留守的老人、妇女来说，即使是间断工作，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有6000元左右，这为留守村民提供了种田外的生计选择，甚至还有部分“能干的”村民因此积攒了上万元积蓄二）交往行动：“陌生化”、理性化与利益化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组织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5]（P15）但在家庭与国家两极之间，又存在着社区作为家国联结的中介[6]。
依靠血缘纽带和宗亲关系，社区共同体糅合了不同的家庭单位而呈现出内部高度的同质性在社区中，人们的交往也往往局限在其中，很少突破边界然而，村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人们的交往空间大大扩展，业缘、地缘纽带为村民编织了更广阔的关系网络，同学、同乡、工友等超越村域的陌生关系逐渐占据流动村民交往的主体以婚嫁为例，问卷调查显示，在“年轻人婚嫁结识的途径”上，L村的年轻人以自由恋爱方式成婚的占到58.7%流动将村民从社区的束缚中剥离出来，而家庭在这一过程中首当其冲随着年轻一代的交往主体转移、远离村庄、生活负担加重，其家庭行为变得愈加理性一方面，养老问题成为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年轻人的“弃养”行为呈普遍化趋向而在老人方面，L村的大多数老人都接受了独立生活的养老方式调查中，在被问及“老年时期望的生活类型”时，被调查者中选择“自己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以及“自己独立生活，仅由子女付生活费”的占到80%在L村，甚至一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直接以自杀的方式完成养老的终结，这在村中已不是个别现象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单向性，促使家庭结构涣散，家庭成员关系逐渐疏远，因为分家时的财产分割所导致的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纠纷在村中也时有发生。
在家庭以外的社区交往中，流动降低了村民间的熟识度，村民交往越来越讲究利益许多村民表示，在村里找人帮忙越来越难，给钱少了就没人帮甚至在婚丧嫁娶这样的宗族事务上，村民也更倾向于选择雇佣镇上的“一条龙服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找街坊亲友帮忙三）政治行动：参与弱化与村治窘境流动中村民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认同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来说，不仅谁当村干部对他们影响甚微，而且诸如道路建设、土地流转、保障补贴这类公共事务与他们的直接关联也在减弱尤其是随着年轻一代农民趋向于融入城市，对村庄的认同感正在降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窘境在L村，村里负责联系青壮年村民、组织抗洪抢险的民兵连、团支部等组织几乎已经瘫痪，甚至连负责人都已经外出打工流动村民回乡参与选举的成本较大，而以文化程度较低的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村民对于政治参与又缺少兴趣黑恶势力也借此通过贿选、暴力等手段撷取村庄权力，这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也得到证实而村干部贪污、村级事务的不透明更削弱了村委会的威信，使村庄治理陷入了恶性循环事实上，外出打工也意味着农民成为游离在城乡管理体制之外的“游民”，制度性约束的缺位成为村民做出违规行为的重要原因。
以L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例，由于大量村民在外打工，村委会对于超生的管控也只能通过、过年过节的走访来进行，一些村民钻空子偷生，而村里为避免上级责难，很多时候多是不了了之人口外流增大了村委会的管理难度，也增加了村治的惰性在L村近年来实施的土地流转中，多是由村委会单方面操纵，村民缺少必要的参与和监督，一些村民甚至连自家抛荒的土地被流转都毫不知情三、流动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基础变化从一个侧面来讲，村民流动在推动乡村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赋予乡村更多的现代性但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P38）现代化过程中，迥异于传统农民的新的行动方式，必然带来乡村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社会基础的变化以及秩序的震荡一）经济基础与秩序：货币化压力加剧与就业危机流动加快了乡村融入现代市场的进程，大量农民由自给自足的小农变成社会化生产体系下的产业工人，兼业化经营成为一种常态而经济行动的变化在把村民推向开放市场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风险，以货币为主导的压力形态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徐勇等人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理念，认为“生存对劳动力的拉力和约束已经越来越弱，而货币支出对劳动力的压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强”[8]。
拉大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消费和不稳定的就业成为村庄经济秩序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一，收入差距拉大流动促进了社会分化，使得村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务工家庭与非务工家庭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而在务工群体之间，“混得好”的村民与“混得差”的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第二，消费急剧扩大丰富的城市生活体验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抽样调查显示，在L村，像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在普通农户家庭中已经普及，而像汽车这种大宗消费品在村里也不再稀奇（见表1）村民房屋的装修也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气派，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开始在附近城区购置房产此外，由于不种地，很多村民的米面油等基本生活物资也主要依靠购买对于许多普通农户家庭来说，务工的收入已经很难满足其急剧增长的消费欲求第三，就业风险增加尽管流动为村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选择，但同时也增加了生存中的风险一方面，对外出务工的村民而言，由于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可以安身立命的技术，很多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对于留守村民而言，手套加工副业也面临着危机，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器老旧、市场萎缩以及外部市场的冲击，使得这种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在缩小，威胁着留守村民的生存命脉。
二）社会秩序：宗法礼俗消解与现代规则待建传统乡村围绕农业生产形成了依血缘纽带串联的家庭关系，并靠伦理维系家庭稳定而在宗族范围内，传统家庭伦理就上升为制度化的礼俗规范，从而维持一个“坚固的群聚共同体”[9]，这不仅是农耕文明的需要，也内化为社会的文化价值然而，工业化人口流动改变了这一切流动意味着村民的交往突破了家庭和社区的边界，依靠血缘和地缘远近所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逐渐削弱，而以物质关系为核心的“工具性差序格局”[10]在乡村中正在加强大家庭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分割，内部关系也遭遇利益的冲击，附着在血缘之上的礼俗的规范功能逐渐减弱，村庄的宗族共同体也被瓦解，变得貌合神离调查中，在“调节矛盾纠纷是否要利用家族或宗族力量”这一问题上，有87.5%的村民持否定的态度可见，包括留守村民在内的绝大多数村民对宗族的认同度正在下降，宗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宗法礼俗的消解削弱了传统权威的力量，在道德滑坡的同时，灰恶势力也趁势崛起灰恶势力猖獗，与返乡流动人口的心理状态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些流出的村民处于城乡管理的边缘地带，规则的缺失使一些人放纵自己的行为，在沾染上不良习性后带回乡村；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村民最初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与残酷的现实又往往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击碎，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又得不到疏导时，这些人在回村后往往会选择反社会的手段来弥补社会满足不够所留下的自身需求的空白。
三）村治秩序：权力分化与自治困境村民跨区域流动缩小了城乡之间在经济资源配置上的差距，但政治资源的配置却呈现出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