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与乡村贫困文化消解 陈超凡 岳薇 汤学黎Key：反贫困;贫困文化;教育信息化;乡村振兴反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已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在以“精准扶贫”为指导方略的众多减贫举措中，教育扶贫显著提高了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和收入水平，成为激发脱贫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2]在脱贫攻坚战决胜收官之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将由“限时”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教育扶贫也更加聚焦如何提高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3]如何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在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增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4]，厚实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基础，不仅是新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关乎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特征且难以消解，一直是困扰我国乡村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身处乡村贫困文化的群体通常呈现出自我效能感低、缺乏上进意识、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等、靠、懒、要”等行为与观念范式根深蒂固[5]贫困文化成因复杂，可能脱胎于收入与生产生活资料不足而导致的物质贫困，也可能脱胎于“可行能力”“权利”等被剥夺而产生的“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6]。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7]作为背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贫困文化的消解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8]，而教育因其培养人、改造人的功能成为传播主流意识、消解贫困文化的重要手段随着教育信息化步入2.0时代，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精准对接，将先进、主流、多元文化输送至乡村，落后的乡村贫困文化将在教育的文化传播、选擇与创新作用下被主流的、先进的思想文化所扬弃，有助于提升乡村人口的思想文化素质与自我效能感，从根源上阻断贫困文化的产生与传递研究拟从乡村贫困文化视角入手，在分析中国乡村贫困文化及其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探讨教育信息化消解乡村贫困文化的路径，从而为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一、贫困文化及中国乡村贫困文化贫困文化是背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尽管其类型复杂多样，但始终是脱胎于贫困并与贫困相互反馈、循环影响的问题传统的贫困理论主要通过收入来识别贫困，如朗特里把贫困界定为“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能支付家庭人口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衣着、住房和燃料的最低费用”[9]。
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口的增殖能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时[10]，贫困就自然而然产生然而，阿玛蒂亚·森反对把贫困仅仅解释为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主张从社会、伦理维度来把握贫困问题的实质，由此提出了能力与权利贫困理论[11]事实上，不论是经济上的穷困，还是能力、权利被剥夺，亦或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等领域的社会排斥，都可能催生出贫困文化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墨西哥贫困家庭的田野调查，描述了城乡不同群体与个体的差异化生活方式，首次提出了一种超越区域的、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贫困亚文化[12]刘易斯认为，贫困人口具有其群体的独特社会行为与人际关系结构，且在家庭结构、价值观念、心理定势、行为方式、消费模式、社区文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独特性，这些表现构成了贫困人口产生与社会主流文化脱节的独特生活方式，可称其为“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具有群体默认与代际传承特质对家庭成员来说，贫困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它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是自成一体的亚文化[13]阿比吉特班纳吉同样认同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多样的，甚至营养的摄入不足也会导致贫穷的发生，他认为贫穷者在贫困文化中总是基于其有限的认知与贫困人群特有的行为范式做出“有限理性决策”，贫困产生于某些个体思维“带宽”不足[14]。
而历经多年探索，学者们对贫困问题的认知已逐步形成了“物质-能力-文化”的多维度框架，贫困问题的维度被丰富，测评标准也逐步立体化和多元化在贫困文化的表征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贫困文化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贫困人口聚居区与贫困文化、受贫困文化影响的家庭的本质、贫困文化中个体价值观与自我认知等方面加以描述第一，在社会整体层面上，贫困文化表现为个体对国家机构（如警察司法、政府、政治阶层等）的不信任;对于大型社会机构（如工会、医院、大型商场、文化机构等）缺乏有效参与[15];消费行为精打细算、习惯回收各类物品;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接受教育的意识与热情第二，就贫困人口聚居区与贫困文化发生地而言，贫困文化中的个体虽排斥参与社会机构，却具有很强的属地情感和对其聚居地的认同感，这种情感有利于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防御性的团结互助[16]第三，就贫困家庭本质而言，身处贫困文化中的儿童的童年兼具短暂性与脆弱性，家庭结构中配偶关系不稳固，单亲且生产生活资料匮乏的家庭居多，家庭成员缺乏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家庭层面的互助难以实现第四，在个体层面上，受贫困文化影响的个体自我效能感低下，对失落情绪的容忍度较低[17]，一切行为以当下为出发点，对未来期望感低，存在着“宿命论”“听天由命”思想，不期望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改变未来。
基于贫困文化的表征，可以说贫困文化是跨越民族、地域的亚文化，不同区域存在的贫困文化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作为亚文化的贫困文化甚至可以被细分为民族贫困亚文化、地域贫困亚文化等例如，共存于同一个社会或国家中的贫困民族或族群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其语言、社会组织、节日仪式、价值观念等都颇具差异虽然与其他贫困族群都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但民族聚居区的贫困生活方式将构成其独特的民族贫困亚文化不同地域的贫困人口所认同、践行的生活方式通常也受到地理因素影响而呈现多元化例如，贫困文化高发于乡村地区，然而，即便是乡村也存在地理差异，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山区与盆地的贫困文化之间同样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地域贫困亚文化从贫困文化视角审视我国乡村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动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在地理学意义上，“乡村”的内涵与“农村”基本接近，但从文化外延来看，“乡村”较“农村”则具有更加宽广和完整立体的文化内涵费孝通提出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土地是民众生活的核心[18]，乡村居民世代在土地上生存繁衍，造就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乡土社会，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19]。
乡村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贫困文化渗透最为深入的地区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儒家、道家思想中的“安贫乐道”“君子守贫”“人不与天争”等观念对乡村贫困文化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孔子、孟子均对人提出“节欲”要求，并将“贫”上升至美德，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许多文人受这一文化内核影响，其传承至今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这样的价值追求，如刘禹锡创作《陋室铭》赞扬安贫乐道的行为而在道家文化中，《淮南子》《庄子》《老子》中都蕴含“不争”“寡欲”的内核，如《管子·心术》就有言，“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在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下，我国乡村自农耕文明中以土地为核心建立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文化已经与乡村发展的现实产生了激烈矛盾尽管“靠天吃饭、靠土吃饭”这一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缺失的贫困状态已有很大改变，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由于世代历经贫困，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已形成长期积淀，使得落后的贫困文化仍然被保留和传承显然，贫困文化已经与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业已经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体系治理落后的乡村贫困文化，需要击破我国乡村贫困文化的核心，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障乡村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下，使乡村文化的落后性消解或被主流文化收编。
长远来看，落后的贫困文化必然难以指导乡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将成为乡村教育发展、人才和文化振兴乃至全面振兴的阻碍当前，儿童、青少年、老人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是我国乡村地区贫困高发群体这些群体囿于收入低下，以及知识、能力、权力、精神贫困等现实，较难摆脱乡村贫困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显示，以受教育程度分组，如图1（a）所示，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贫困发生率明显较高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6.5%，而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仅为0.9%以年龄为分组依据，如图1（b）所示，我国乡村地区老人和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81岁以上农村老人贫困发生率为3.4%，0—20岁群体贫困发生率为2.1%，其中17岁以下青少年儿童贫困发生率为2.2%儿童和青少年是乡村接受正规教育的主要群体，如果长期处于贫困文化所塑造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范式的影响下，该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将严重不足，若无法找寻关键切入点，这一恶性循环将难以打破二、中国乡村贫困文化的负面影响基础教育是提高乡村青少年学习和理解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关键，是培养正确价值观与行为的直接手段然而，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乡村地区、民族乡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与城市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教育差距将加剧如“读书无用论”价值观、反学校文化、“宿命论”人生观等贫困文化的蔓延，不仅严重阻碍了乡村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同时也使以防止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为主的新时期贫困治理目标面临挑战一）读书无用论一方面，在乡村贫困文化环境中，受贫困文化影响的父母拒绝青少年求学、升学，甚至部分家庭成员秉持“读书无用论”价值观要求青少年辍学打工等，使得乡村基础教育的作用难以发挥例如，我国学者通过对云南典型贫困村的调查发现，当地受访家庭中至少四成农户持有“读书无用”观念[20]，且家庭收益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贫困程度越高则越认同“读书无用论”，相反生活越富裕、收入来源越多样的农户则越认为“读书有用”可见，“读书无用论”是贫困群体所共同接受并乐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学者们多从教育公平角度解释“读书无用论”，认为这是受贫困文化影响的群体对教育不公平的直接表达以及对“实现教育公平”这一主流观念失去期待的反叛另一方面，雖然通过发展吸收知识的能力、保障受教育权能够提升贫困文化中青少年的能力与知识水平，但这一判定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在贫困文化语境下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厌学情绪严重、学习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21]此外，部分乡村青少年在贫困文化影响下，不仅缺失接受正确价值观教育的机会，更容易滋生仇视主流价值观的心态，对其个人成长的负面影响巨大。
在自身能动性不足、家庭作用难发挥的条件下，乡村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接近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资源的机会[22]，而贫困文化又导致他们表现出自我怀疑、参与社会活动兴致不高、与人交流意愿较低等行为模式，更加难以获取摆脱贫困文化的资源与机会二）反学校文化反学校文化是“读书无用论”的变异与派生，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质量、阻碍了学校教育育人功能的实现反学校文化在文化学视域下属于反主流文化，即反文化宽泛来说，反文化是亚文化的一个极端类型，然而与亚文化不同的是，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与主文化并不是完全冲突或对立的，而反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与主文化是完全对立和对抗的[23]在西方的反学校文化研究中，唐斯、哈格里夫斯、舒格曼、吉诺斯和威利斯等学者均认为反学校文化诞生于学生间的阶级矛盾，是贫困的工人阶级子女通过对学校内流行文化的反抗所形成的另一种文化[24]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沿用西方观点，认同反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校园文化根本价值观之异化，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对正统的学校教育文化及其精神的反叛、挑战以及抵抗[25]在实践层面，我国乡村地区的“反学校文化”是乡村贫困文化中“读书无用论”价值观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