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诺夫斯基的“风格三论” 摘 要 1995年，艾尔文·列文（Irving Lavin）选编出版的《风格三论》（Three Essays on Style），收录了潘诺夫斯基到美国后以风格为主题的公共演讲文稿《什么是巴洛克》《劳斯莱斯散热器的观念先驱》以及《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三篇文稿的文风清晰平易，事例豐富，预示了潘诺夫斯基写作和演讲的美国风格的形成，从中也可看出他的风格理论的一些重要变化：包括对古典与巴洛克艺术的关系，英国艺术的风格“二元性”问题以及电影语言及其风格特点的认识，是潘诺夫斯基改造传统风格理论，使之变得更具说服力的尝试Key 潘诺夫斯基;风格;艺术史;电影引用本文格式 张坚.潘诺夫斯基的“风格三论”[J].创意设计源，2019（1）：41-47.Panofsky's "Three Essays on Style"ZHANG JianAbstract In 1995， Irwin Lavin edited and published Erwin Panofskys three essays on style which originally were written as lectures for general audiences after Panofskys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From “What Is Baroque？”“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tion Pictures” and “The Ideological Antecedents of the Rolls-Royce Radiator”， we can find Panofskys important aspects of his thoughts on the problem of style in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his insigh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and baroque arts， the duality in English art and the fundamental facts referring to the style and visual language of film. All these essays also could be regarded as Panofskys attempt to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style of art history.Key words Erwin Panofsky;Style;Art History;Film1933年，潘诺夫斯基移居美国，最初在纽约大学任职，后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同时，他也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和考古系承担教学工作。
到美国后，以一种适合英文并较为简洁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同时，关注美国艺术、文化和社会条件，让德国的传统学术理路生发出新的契机，这是潘诺夫斯基所面临的挑战图1）20世纪30年代中晚期，在方法论上，他从传统艺术史的风格、语境和传记研究，转换到对艺术作品的图像主题意义的探索，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1]15，也是他的学术研究的重大拓展他在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①是人文学科艺术史中图像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在这本书中，潘诺夫斯基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的图像主题的意义分析和解读，诸如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画作中的风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作品中的时间老人、丘比特形象，来揭示这个时期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历史和哲学观念潘诺夫斯基认为，文艺复兴艺术家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借助视觉的创造或发明，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他以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视角，来解读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艺术作品，包括解读提香的画作《天上之爱与世俗之爱》的寓意，阐明这个时期艺术中隐含的世界观是一种融合了“行动生活”与“静思生活”价值的统一体，是人类“既寄寓在肉体，又参与神的智性的理性灵魂”。
因为“人既无法抛弃世俗世界，登上至高天宇，也无法全然弃绝这个至高天宇，而满足于尘世凡俗世界”事实上，借助于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潘诺夫斯基指出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艺术创造的精神根源，一种对人类智性中的神性的肯定，一种对超越一般理性能力的直觉创造的信念②与此同时，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也没有脱离他的学术视野，而是继续作为他的公共演讲和写作中的一个主题图2）他对自己兼具一种“远观”（farsighted）和“近察”（nearsighted）的能力十分自豪，认为这是把鉴定家的眼光与人文学者的思想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1]16-171948年12月，他在为圣文森特学院（Saint Vincent Archabbey and College）“维默讲座”（The Wimmer Lecture）所做的演讲《哥特式建筑和经院主义》（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黑格尔主义风格理论，从文化史和观念史角度，论证哥特式建筑与经院主义思想发展的同步性他说，尽管那些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并不一定都会阅读经院哲学家的著作，诸如拉珀雷（Gilbert de la Porree）或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著作。
[2]23但是，他们可以从其它多种途径了解和接受经院主义的思想方式潘诺夫斯基把哥特式教堂建筑视为经院哲学逻辑的视觉展现，“一位具备经院哲学思想素养的人，既能在文学中，也能在建筑中发现这种哲学思想的表达模式”[2]58至于说初期和盛期的经院主义哲学如何塑造了哥特式建筑样式的问题，他认为，应把焦点放在当时这些建筑师的“工作模式”（modus operandi）上[2]27，他们是在与其他雕塑家、彩色玻璃匠人、木雕工以及经院哲学顾问的合作中，把整个建筑物建造成一个揭示基督教真理的整体结构正如阿奎那所说，他们依靠人的理性而让真理得以清晰彰显，但不是去证实真理[2]29他还把经院哲学“总论”（summa）与盛期哥特式教堂“整体性”（totality）进行类比，提出盛期哥特式大教堂寻求的是让基督教知识的整体性，包括神学、道德、自然和历史等一切知识具体化[2]44-49所以，哥特式建筑师的工作方法典型地反映了经院哲学家的思想逻辑和习惯事实上，有时在一些建筑师那里，经院哲学的思想方式，甚至驱使他们脱离建筑本身的需求，而沉迷于纯粹逻辑关系的演绎关于潘诺夫斯基的风格理论，1995年，“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艾尔文.列文（Irving Lavin）选编出版《风格三论》（Three Essays on Style），（图3）其中收录了潘诺夫斯基到美国后以风格为主题的公共演讲。
这些演讲文稿的文风清晰平易，運用的事例材料丰富而根据潘诺夫斯基的挚友哈克切尔（William S Heckscher）回忆，潘诺夫斯基的公共艺术史讲座，总是吸引数百人参加，他的演讲渊博、优雅，且富于说服力，也标志着他写作和演讲的美国风格的形成[1]12潘诺夫斯基自己也承认，用英语表达，对他的思想基础，以及他流畅的、富于活力的和悦耳动听的演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那是与许多大陆学者，特别是德国和荷兰学者，喜欢在他们与听众之间设置一层厚厚的语言幕帘的做法完全不同[1]16当然，在这些演讲中，也可看出潘诺夫斯基风格理论和思想上一些有意思的变化，包括讨论对象的扩展等最初发表于1934年的《什么是巴洛克》是对沃尔夫林《艺术史的基本概念》的反思和拓展;1936年的《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是以大众视觉媒介电影的风格问题为话题;作为一篇谈论英国园林、教堂建筑和工业设计中的英国特性的文章，1962年的《劳斯莱斯散热器的观念先驱》沿袭传统风格史视觉形式语言的特点与其他文化表达样式或知性模式类比的做法这三篇文章是潘诺夫斯基试图改造传统风格理论，使之变得更具说服力的尝试一、什么是巴洛克？《什么是巴洛克》以沃尔夫林“古典和巴洛克对立”论题为批判目标。
潘诺夫斯基从15世纪一17世纪意大利社会普遍的心态和观念出发，阐述他的以巴洛克作为古典精神之发扬光大的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早在他的《丢勒和古代文化》中就有所表达在他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无非显示了两股观念力量：即古代理想主义和哥特式自然主义，两者在基督教文化范围里，交织互动，构成这个时期视觉创造的观念结构及其内在矛盾意大利15世纪的艺术、16世纪中晚期的样式主义，集中反映了这两股力量的冲突，而在古典盛期和巴洛克时代，艺术家以各自方式，协调和解决两者的尖锐对立巴洛克艺术，作为一种对样式主义繁琐、矫饰和非古典趣味的反拨，整体上趋于重归盛期文艺复兴的自然主义与古典理想美的统一和谐的价值理想，是古典精神在17世纪的发扬光大与沃尔夫林不同，潘诺夫斯基重在论述视觉概念结构的变革他谈到自然主义和古典理想在卡拉瓦乔和卡拉契兄弟的艺术中，分别得到完满发展在前者那里，主要是对形象的实体性以及光的造型和空间价值的经营，由静物画开始，逐渐发展了一种以造型和明暗（chiaroscuro）为主导的视觉概念;后者是要把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价值与纯粹涂绘倾向，也即威尼斯色彩主义概念、科勒乔“薄雾法”（sfumato）等综合起来[3]38。
最终，两种观念汇合成一种富于巴洛克时代特点的情感表现的激流理想和现实、空间和造型、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精神交融在一起，既表现出高度主观化的情感宣泄和夸张，又保持冷静客观的构筑和经营激情洋溢戏剧场景的态度虽然，这常被后人抨击为缺乏表达的真诚度，但在潘诺夫斯基看来，巴洛克艺术恰恰就是新时代精神态度的流露：一方面与现实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与自身保持距离，不让自身淹没在激情的汹涌波涛之中他们的心随戏剧化场景颤抖，但他们的意识仍保持了疏离和冷静观察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毋宁是颇具幽默感的观察和接受人类的自然激情，包括他们种种琐碎的愚行的态度和一种审视自我的态度，其间，不带有宗教和文化的优越感这些画家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愤怒之情，也不会自大到认为自己可以从大大小小的恶习和愚蠢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幽默感才是巴洛克的真正品质，这种幽默感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毁灭性的，要求想象的主导和自由，一点也不比哲学家的知性和自由差[3]75-80在这里，时代文化的内在矛盾，转化为有意识地展开和实现它的主观的情感力量，这标志了现代性的开端，是一种现代想象力的形式，不但在巴洛克文学和诗歌中表现出来，在造型艺术中也有所反映按照沃林格的说法，巴洛克时代是为北方哥特式精神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
如果说，哥特式是一种自然主义，那么这种自然主义指向北方的超验精神目标，一种泛神论的自我与世界同一的沉醉体验，一种在微观写实主义中寻求神迹的信念，一种在不懈创造中揭示灵魂的神性的热情冲动他看到了巴洛克艺术的激昂品质、生命活力与哥特式自然主义的关联至于潘诺夫斯基所说的，巴洛克涵容的那种幽默感，与现实、与自身保持距离的客观态度，是没有进入到他的视野里的年轻时代的歌德，也曾被洋溢着哥特式自然主义精神的大教堂所感动，不过他最终回到了根植于北方浪漫精神的古典价值立场，倡导用古典造型理想，来提升显得有些粗陋的哥特式自然主义这个过程，牵涉到他对北方自然主义和南方理想主义对立的解决，也是潘诺夫斯基的古典和哥特式问题讨论的着力点他在《丢勒和古代文化》中指出，歌德是以古代艺术“自然性”为依托，来消弭这种对立，歌德说：古代艺术是自然一部分，确实，当它们打动我们的时候，它们渊源于自然的自然;难道我们不应期望研究这种高贵的自然，而只是在平凡的自然中耗费时光？[4]266潘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