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语言论争的五个阶段 现代中国文学语言论争的五个阶段 一 五四到20世纪40年代末，围绕文学语言和一般应用文体的论争，先后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白话文运动时期，主题是以白话代文言白话包括各方言区和各阶层丰富的口语，也不排挤仍然活在当代人口头的一局部古白话书面语乃至成语和文言遗产，笼统称为活人的语言稍嫌广泛，胡适后来将其凝练成作为活的语言的国语，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全国的人渐渐都能用它〔按即国语〕说话，读书，作文①这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日常语言生活及其上层建筑的必要条件，也可说是五四前后提出的诸多现代化方案中最根本的一条以后的文化建立，包括复杂多变的文学运动，均有赖于这个语言现代化方案的渐次展开 文学对这一现代化方案有独特的反作用力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②，意在说明新文学与新国语的互动关系，为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奠定了比拟稳固的总体理论框架主角是白话文，因其语言根底是国语，周作人又称之为国语文，根本的策略，是鲁迅、傅斯年、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在第一个十年反复阐述、后来又不断修补的所谓博取各地口语、外来〔主要是欧化〕词汇句法以及适量文言，再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③。
诸家阐述丰富，彼此也有差异，但大致不超出胡适的框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但这个框架相当宽松开放，给后来继续探究和论争预留了极大的空间 白话文的语言根底是作为活的语言的国语，当时只能是以北方方言为根底的官话，但五四以后，官话不断变化，新国语不可能本文由论文联盟搜集整理总停留于旧官话的程度，这就要处理不断变化的新国语及其书写系统与各地方言、外来〔欧化、日化〕语以及文言的关系但详细怎样博取，怎样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要求草创阶段的白话文理论一蹴而就 比方方言与文学的关系鲁迅反对纯用一地方言，也反对方言土语用得太多，太生僻，主张博取各地方言，并不在乎别人所嘲讽的南腔北调④，?阿Q正传?中赵太爷骂阿Q，你这混小子就是北方话赵秀才骂阿Q王八蛋，作者特地注明这是未庄人平时很少使用的官话胡适?文学改进刍议?〔1917〕只模糊提出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在和林纾论战中，欣然欢送对方作为罪状之一的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口语这都可以理解为局部地接纳方言但胡适很快进而提倡方言文学，表彰粤讴代表的粤方言文学以及?海上花列传?代表的吴方言文学，认为这才是新文学语言的康庄大道，甚至还设想?阿Q正传?假设纯用绍兴方言，当更加成功⑤。
1934年有人将?阿Q正传?搬上舞台，让阿Q大讲绍兴话，鲁迅就不以为然，批评改编者是随手胡调，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⑥，似乎就是对九年前胡适的胡说的答复至于白话文要接近口语到什么程度，鲁迅和胡适的意见也相去甚远胡适要求绝对的白，往往因为并不知道真实的口语是怎样的，而强迫自己的白话书面语竭力靠近想当然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白话，因此弄得不伦不类，比方不说胡适日记，偏说胡适的日记，以为这就是彻底的白话了鲁迅因为清楚地认识到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⑦，并不追求绝对的白，宁可满足于文白夹杂，他的文章在力争口语化的前提下，并不排挤文言和白话书面语固有的表现法鲁迅杂文集没有一部的书名夹有的字以显示彻底的口语化至于造句、选词〔练字〕方面分开口语之远，就更是和胡适形成鲜明对照了鲁迅的杂文和散文诗中甚至成心使用大量对偶句，并坦率成认这是过去在私塾长期做对子养成的积习⑧，就更是胡适所不敢苟同的了先驱者意见的不一致，为日后争端埋下了伏笔 又比方，五四白话文理论对欧化的程度与方式并无明白界定何为好的欧化，何为恶劣的欧化，始终扯不清欧化主要表现为大量使用外来语呢，还是直接模拟西方的语法，也没有明确交代等到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文艺群众化，同时中国传统散文兴趣浓郁而文言成分激增的小品文大行其道，五四初期未曾意料到的新的语言动向与欧化迎头相撞，于是欧化、文言和口语的比例以及各种语言要素调和的好坏与否，在五四一代人互相之间以及第二、第三代作家那里显出明显差异，这才引起不断的反省乃至剧烈论争。
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中，大家对欧化的认识不断进步，获得不断自觉，不再停留在五四初期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围绕?马氏文通?功过的讨论，至于章士钊对的底吗呢的印象式批评，更不值一提了比方鲁迅坚持直译，希望借此为中国输入更精细的语法，他的译文势趋于极端欧化，但鲁迅小说、杂文和散文诗就尽量口语化尽管如此，必要时他也并不回绝欧化语法，但鲁迅创作中的欧化语法不同于翻译，已经尽可能和口语、白话书面语乃至文言精心调和起来，成为鲁迅风的有机组成局部了比方他的一些看似乖僻却朗朗上口的长句子，以及李长之曾经拍案叫绝的杂文和?野草?中对于然而之类连接词的巧妙运用 再比方，白话文的书写工具当然是汉字，但从白话文理论提出之初，汉字的地位就不很稳固白话文倡导者们继承清末吴稚晖等人的废汉文议，相信汉字只是暂时工具，将来总要被拼音文字取代，甚至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胡适1935年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立理论集导言?时还说，假如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的收获了可见五四以后，尽管大家都在使用唯一可用的汉字，但谁也没有放弃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理想，形形色色的新文字方案层出不穷。
详细到作家创作，对周作人所谓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⑨的借鉴与否和畸轻畸重，也就会造成语言风格上日益明显的差异，从而造成白话文阵营内部的分裂周作人对新近作家细腻流丽的白话就感到缺乏，提出涩味与简单味的期待⑩刘半农留法归来，对新一代作家的语言和做派深致不满，禁不住老实说了罢11闻一多说新诗有欧化的狂 癖，指斥许多新诗人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为此他在肯定?女神?之时代精神之后，马上又批评?女神?过于欧化而缺乏地方色彩12鲁迅后来也指出胡适的白话文像茶淘饭，没有余味13 新文化阵营内部对理想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不同表述开启了日后纷争，但新文化阵营内部这种纷争的前提是肯定白话文的总体方向，与后来历次论争中因为不满白话文的时代局限而得出完全否认的结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 第二阶段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个别人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提出民众艺术〔成仿吾〕和阶级斗争的口号1928年前后，成仿吾更提出印贴利更追亚〔小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需要再次奥伏赫变〔扬弃〕，而当务之急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获得Prletariat〔普罗群众〕的意识，浑然忘记了不久前他们还将文学创作的规律、技巧与作家个性视为神圣不可进犯的艺术之宫的柱石〔为艺术而艺术〕。
经此急转弯，也不可能像文学革命时代那样从正面继续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141924年，成仿吾还要求民众进步自己来迁就为民众着想的倾心创造的艺术家，到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迁就民众，克制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群众！阶级立场的大转变不仅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还必须抵达语言层面，进到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初期都不曾梦想到的文体永远被奥伏赫变的时刻于是革命文学提倡者们一面批评文学革命时代有闲阶级的意识和兴趣，同时开场挑剔他们的语言始终不能摆脱旧的腔调不仅如此，成仿吾还成认，即使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认最为完全的前期创造社本身，与文学研究会和?语丝?派一样，其媒介语体都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这位创造社首席批评家的结论是：我们假如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认一遍〔否认之否认〕，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群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群众为我们的对象15从此，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就被带上一顶阶级论的帽子，一跃而为农工群众的用语 这或许就是30年代中期陈望道等一批上海文化人提出的群众语的前身？按照成仿吾的逻辑推下去，革命文学论争势必要涉及文学语言的群众化，但事实上，后来居上的创造社晚期诸君子并没有突出语言问题，整体上这场讨论根本忽略了文学语言。
不是他们不想提语言问题，而是有难言之隐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健将们自己的语言仍然是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坦率成认的前期创造社的语言相貌：A竭力求合于文法B竭力采用成语，增造语汇试用复杂的构造〔也许还应该加上不避欧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媒质语体不仅不能接近农工群众的用语，也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甚至还比不上他们所反对、所鄙视的?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和?语丝?派的清白爽利、自然多样、文从字顺、温文尔雅创造社晚期诸君子嵌满西文和尚未获得大家认可的生造的外来语〔理论术语〕的文章，属于五六年前闻一多批评的欧化的狂癖，经常遭到论敌鲁迅的揶揄，他们当然不愿以己之短来攻人之长了 语言的奥伏赫变本来是革命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恰恰在这方面他们有难言之隐，只好轻轻滑过去了 我把革命文学论争算作现代文学语言论争第二阶段，是想强调这场论争对文学语言的无视本身也是一种语言思想和语言态度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变革，从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竟然略过了自己也一惊意识到了的语言问题，这本身就包含一种对语言的认识，说明创造社晚期诸君子虽然认为五四语言变革远没有完成，但比起意识的奥伏赫变，语言的奥伏赫变并不重要。
其次，恰恰是这场整体上忽略语言的文学论争彻底完毕了现代文学的五四时期，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此后语言问题又被频频提起，但观念上已经和五四不同，许多地方恰恰是反五四的，其根本内容就蕴涵在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批评家初步表述的语言观念中，核心目的就是要把五四多元语言框架和语言方案压缩为以普罗群众为唯一效劳对象的一元化语言道路这个语言理想，革命文学论者因为自身的难言之隐而语焉不详，但总体的理论设想已符合逻辑地包含了这一终极指向有鉴于此，我认为革命文学论争是现代文学语言观念演进的重要一环，尽管其特点是在详细语言问题上留下大段空白，但这个空白必然会被继起的论争符合逻辑地弥补，从而改变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那套平实宽广的语言现代化方案 三 第三阶段，是由刚从中共指导岗位退下来而埋伏上海、关心指导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的瞿秋白对群众文艺的理论探究这个阶段从内容和组织上延续了第二阶段，但作为一种补课，突出了第二阶段不曾深度触及的语言形式问题郭沫假设说，我所希望的新的群众文艺，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的通俗化！郭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主导者之一，他所谓通俗化包括语言形式的通俗易懂，为革命文学忽略语言文字的缺陷补课。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说，作家必须竭力排除知识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群众言语的表现法与工农群众言语相比，五四以来通行的白话文就显得落伍甚至反动了，瞿秋白称之为不古不今半文半白非驴非马的骡子话骡子文学针对五四期间界限模糊的新国语，瞿秋白认为到了30年代已经出现了各省人用来互相谈话演讲说书的普通话，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的中国话详细地说，新兴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包容许多地方的土语，消磨各地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承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16瞿秋白认为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出的国语这个名称本来是不通的，他说国语有三层意思，一是相对于外国语而言的本国 〔本民族〕的言语，一是由统治阶级指定的强迫少数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国定的言语〕，一是相对于方言的全国的普通话，他认为自己所说的现代的中国话中国的普通话乃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国语，并强调这个意义上的国语当时已进化到更加为群众所熟悉的程度，至于胡适之所谓的白话，他认为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去了，所以五四时代开场建立的国语属于官僚的所谓国语17。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瞿秋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