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诗风确实立：台湾新世代诗人的精神走向 台湾新世代诗人在上世纪70年代纷纷以团体的姿态登上诗坛，应该不只是一种巧合，透过外在社会环境与文学内部开展规律分析他们崛起的缘由，并观察其在结社活动下所呈现出的世代性与社群性格会发现：首先，成长以及生存环境的差异，造就新世代诗人群有别于前行代诗人的诗观，他们不偏执于对西方的崇尚和对外乡的抱持，而是采取相对开放的文化立场以及自觉的参与意识，既能积极学习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又能在外乡化的框架内进展创造性开展其次，面对前行代诗人积聚二十年的辉煌成果，新世代诗人或多或少借鉴学习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前行代曲折诗艺追索中的迷失和错误，他们不愿意重蹈覆辙，而是选择站在巨人的肩上激流勇进第三，在影响的焦虑下，新世代诗人勇于以反叛者的姿态挑战前行代的权威，抢夺现代诗的滩头堡和话语权，焦虑也是动力，新世代诗人也因此大放異彩所以，在面对外省人与本省人在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的纠葛时，新世代诗人却跳脱出非此即彼的怪圈，不仅在精神上追慕从小受教的中原文化，也对实实在在的脚下台湾不离不弃当然，不同新世代诗人身上侧重点有所差异，但不脱于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回馈社会，关心现实生活；拥抱大地，肯认外乡意识；尊重世俗，反映群众心声；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1]的时代特色。
一.影响的焦虑：在传承中反叛 上世纪70年代波谲云诡的历史把青年人推向时代的潮头，他们成为社会运动的前线部队，奔波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呼吁改革，同时激发了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识和入世情怀新世代诗人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他们藉由结社、发刊凝聚力量、阐发理念，挑战诗坛既有陈规和元老权威，推波助澜了当时诗坛走向现实、强调民族意识的风潮然而，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政治环境并不能成为新世代崛起的充要条件，历史选择他们承当重任，还与他们的成长背景、生存经历以及诗学传承相关 首先，新世代诗人多为战后出生，正如林燿德的讲解，所谓新世代，在未被确切定义前，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在此我们以出生顺序在1949年之后的小说家作为编选的主轴，并以1945年至1949年间出生者做为弹性对象[2]所以，他们没有支撑前行代诗人进展创作的战争体验既没有台湾本地人在日据时期的外乡经历，也没有从大陆来台湾的人颠沛流离的放逐情感于是，因战争导致的精神困顿和压抑以及大陆与台湾人士间的隔膜与裂隙，于新世代诗人来说却无关紧要伴随新世代诗人生命历程的是台湾经济的腾飞以及社会的变迁从贫穷到富有，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城乡矛盾、工业污染、人性堕落等，台湾的都市化与工业化成为新世代诗人的课题。
其次，于新世代诗人来说，对家的选择与焦虑已经淡出他们考虑的范畴，或者说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他们的灵魂中不构成矛盾而是互相存有新世代诗人不纠结于二者的原因离不开国民党当局的教育政策光复初期，国民党为了去除皇民化影响，就极其重视台湾的心理建立与文化建立[3]，其中有关三民主义、中国历史文化等有助于维系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辅助工具，更是深化到国民党迁台后的每一个文化开展环节所以，中国已经融入到新世代诗人的血脉之中，只是不同于前行代对地理中国的不舍，呈现对文化中国的追慕，而对于地理台湾而言，无疑那么是新世代诗人需要面对和为之拼搏努力的家二者一个充当文化想象，另一个是现实支撑，一内一外不分主次 第三，新世代诗人随着台湾的经济一起茁壮，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让他们获得较前行代更为完好的教育[4]，也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的探究，因此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有实力去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土新世代诗人崛起的上世纪70年代，台湾现代诗已经如火如荼开展二十余年，不管是以纪弦起首的现代主义诗潮，还是以笠诗社为中坚的外乡诗脉，或者是诗坛对两个根球的承继与开展都已经获得相当的地位，这些都是新世代诗人耳濡目染承袭多年的财富以及他们再出发的诗学背景。
并且完好的现代教育，又使得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最新的哲学、美学等文化成果，开阔的国际视野，让他们能清醒并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现代诗坛的缺乏和掣肘之处，这是他们再出发的先天优势 然而，二十余年的诗学积累对新世代诗人来说，是财富也是压力前行代诗人及其诗学成就就像一座璀璨的金字塔矗立在台湾缪斯神殿的最上层，而后来的年轻诗人只好栖身于它庞大的阴影里，就如布鲁姆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5]当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如何利用手中资源在传承中进展反叛，成为新世代诗人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因为前行代诗人对台湾诗坛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不仅在大学和文化部门担任要职，还掌控着多数的报刊杂志等发表平台，更是各类诗歌选集和评奖活动的资深评委，他们的权利场域笼盖着年轻诗人，他们的权利话语主宰着年轻诗人本文由论文联盟搜集整理的诗歌命运，他们是年轻诗人不容易跨越但必须跨越的一座座上下不等的山峰[6]所以，这个反叛的过程注定将持续很长时间，林燿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还声称：假如我们正提出一个新世代宣言，那么这个宣言的性质和过去曾经在历史出现的任何专断、专制主义的宣言毫无一致之处。
因为我们的内容是一种新世代的多元化气氛，抛弃僵硬沉重的历史包袱，也藐视强买强卖的理论策略；我们有权利拥抱视野所及的一切，化育养成新天新地，也有权利粉碎人间一切斯文扫地的迷思与龟裂崩颓的偶像[7] 这场因前行代诗人影响的焦虑而萌动，并在解构和反叛此前二十年诗学中崛起的新世代诗歌风潮，首先表现为大规模的结社运动或许结社立言也是新世代诗人反叛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如假设形单影只地去对抗前行代庞大的权力，无异于螳臂当车，而与志同道合的同仁群策群力又将有另一番作为事实证明，虽然新世代诗人的诗社大都短命，但仍然强力地冲击了前行代诗人的诗学权力网络据张默?台湾现代诗编目?统计，从1971年3月?龙族?创刊，到1979年12月?阳光小集?问世，以青年诗人为主的诗刊达30余种[8]，其中以龙族诗社、主流诗社、大地诗社、草根诗社以及后期的?阳光小集?等影响最大爬梳这十年内新世代诗社的开展态势，总体来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龙族、主流、大地三个诗社为主，上世纪70年代初期影响最大的这三个诗社，都具有着从现代诗的艺术经历出发，反视现代诗的弊端而做出反思、修正的重新出发的特点[9]与笠诗社相似，他们同样关注诗对现实的介入以及诗与传统的关系，但新世代诗人的现实指向是周遭此在现实的生活环境，并不蕴含政治历史意蕴的外乡意识，而其传统那么更多的关涉民族意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麦坚利堡论战、招魂祭论战以及影响甚巨的关唐事件先后展开，新世代结社创刊运动再度蜂拥而起，以草根诗社与?阳光小集?为代表的这一波潮流，不仅秉承了?龙族?等对现代诗的批評锐气，而且对于新诗的开展前景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与目的，即追求诗的民族诗风、现实关心、世俗声音和外乡精神[10]这些诗社诗刊之间成员大都有重合之处，比方创刊最晚的?阳光小集?，其同仁先是来自?暴风雨??诗脉??北极星?等诗社成员，后又组合了?草根??主流??大地?和?创世纪?等诗刊的青年诗人，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新世代诗人的大集合杂处的场面，一方面表达了青年诗人高涨的诗之热情，不同的思想有利于擦出耀眼的火花，并且使新世代诗人群的精神可以前后延续，形成一股潮流；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的艺术倾向，难免造成诗人间的隔膜和嫌隙，这也是新世代诗社大都难以维系的原因之一不管如何，新世代诗人群确实脚踏实地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在社会已趋多元化的时代里为关心诗的群众提供一份精神口粮[11] 其次，与大规模结社同时展开的是对前行代诗人的批判和自我身份建构新世代诗人的批判围绕在两个方面，一是质疑上世纪60年代现代诗的晦涩虚无，一是批判前行代诗人的不负责任，二者相辅相成。
当台湾现代诗转角到上世纪70年代，与外在环境的变化所逗引出的民族情感与外乡意识有些扞格不入，这也就难免新世代诗人在结社立言之初即开场大力鞭挞上世纪60年代现代诗的晦涩，并揪出导致诗坛衰败的幕后黑手存汉的观点，现代诗界一个偏颇的现象，那就是个人的抒情，远较对社会群众的关心为多形式技巧的讲求远较内容实用性的挥发为盛，这种偏颇现象的发生，固可归咎于现实环境的局限性，而诗人自身的逃避责任，未尝不是症结所在[12]相对于存汉的细致分析，主流诗社的批判可谓不留丝毫情面： 目前诗坛散漫的风气和离析的场面，无可旁贷的两个原因是：一方面，诗坛所谓的前辈诗人责任感不够；另一方面，多数的年青诗作者缺乏根本的自省才能和独立精神客观地说，是缘于一种因循的惰性所致而近廿年来，中国现代诗坛之所以演变成如今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作为现代诗坛的每一份子都应该诚诚恳恳作一番检讨的时候，同时也是局部自命为诗宗、诗祖的前辈诗人必须虚心和年青人交换意见的时候了[13] 在此根底上，新世代诗社纷纷喊出与前行代分裂的口号，龙族诗社高唱我们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主流诗社紧随其后声称，我们否认/我们以前/所拥有的，并进一步阐释到我们不成认前辈诗人给了我们什么，正如他们回绝成认上一代给了他们什么一样[14]。
青年诗人急于与前行代诗人脱开关系，其实也是要摆脱影响的焦虑从而建构自我身份的需要这个建构过程是痛苦的和困难的，一方面希望通过挑战的姿态早日显影诗坛，一方面又期盼得到前行代世人的眷顾正如?主流?所说：我们的集结除了纯粹在诗坛上播送出深藏于年轻一代的诗语言外，我们不夸耀些什么上一代的诗人曾给我们营养，而我们需要的是另一具更美的形体之塑造[15]当然也有从理论上为自身寻根追底，年轻一代的崛起，一方面固然是意味着对于中年一代诗人们的对抗然而，就整个文学开展的趋势来说，毋宁是一种必然的倾向，或者说更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吧！[16]新世代的咄咄逼人自然引起前行代诗人的反感，洛夫曾不无激愤地说：领中国将来诗坛风骚的自然有待另一批新的诗人，他们将以全新的美学观点和形式来取代我们今天流行的诗他们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们绝不是今天诗坛上年轻的一代[17]事与愿违，一些情绪的吵闹并没有阻滞新世代诗人的前行，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步步推进，围绕脚下的台湾和想象中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诗观和诗艺，一时蔚为风气 二.文化中国的想象：新世代诗人的民族情感 简政珍在分析新世代诗人群体对家的感念时说道：这一代的诗人出生不久即陷于意识上对于家的辩证。
成长似乎是从实景到想象，再从想象落实于现实一方面，新生代在成长中感受自己仰望的苍穹，脚下所踩的泥土就是家的所在另一方面，那遥远的大中国藉由教育已渗入人的意识[18]也就是说，不管是随父母来台抑或是土生土长的新世代诗人，大都在成长中从脚下的家领会到海峡对岸的家，但系念远方家的同时也关心脚下家的现实当然，这种意识观念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有所反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文化中国的想象和对台湾外乡的肯认，也是向阳所总结的重建民族诗风以及关心现实生活 基于这样的成长背景，以及上世纪70年代台湾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民族意识一发而不可收，新世代诗人群以恢复中国传统为己任，并且是毋庸置疑的神圣使命龙族诗社以中国古老的意象龙为题，寓意为：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统，一个永久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想起龙，便想起这个民族，想起中国的荣耀与屈辱，假如以它作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19]草根诗社也在创刊宣言中言道：我们是新生的一代，是战后的一代但我们宁可成为锻接的一代，去完成革命时代及过渡时期的前辈所未完成的锻接工作，以我们的诗篇，来锻接中国过去，和将来的中国[20]此外，主流诗社、大地诗社等新世代诗社或多或少都标举中国和民族。
那么，中国、民族的意涵所指，或者说在创作中以什么形式表达呢？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