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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里中国农村改革的开拓者 孟兰英万里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万里是党内元老，他生平有很多事迹值得追忆与总结。而在人们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在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将“包产
2、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与经验推向全省，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幕，实际上也拉开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历史经过30多年的洗礼，使人们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首先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邓小平曾评价说：“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是对万里历史性的评价。邓小平：“你去安徽，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1977年6月，正在辽宁营口农场劳动的万里被招回北京。早在回京之前，他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有的说让他留在北京市委，因为“文革”前他在北京市工作过，更熟悉那里的情况;还有的说下面省里急需“封疆大吏”。消息真假难辨，他只是听听而已，并不在意。不想，这次却
3、变成了现实。回到北京，万里去拜访即将复出的邓小平。邓小平说：“我要向中央建议，安徽是个重灾区，是个老大难的省份，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去安徽，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邓小平接着说：“安徽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贫穷的大省。贫穷是历史上就出了名的。造反者揭竿而起，那里出了个洪武皇帝，也是乞丐出身。最后也没有摘掉贫穷的桂冠。我们共产党来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好呵！60年代发生在安徽、河南那一带的大饥荒，教训沉重，我们国人是不能忘记的。”邓小平叹了一口气，接着说：“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两个凡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我们都可以试验嘛！我们的探索也许会失败。但我们允许
4、失败，不允许不探索、不改革啊！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万里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副书记，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随后，万里等3员虎将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尚方宝剑”离开北京，“空降”合肥走马上任，受命于危难之际。邓小平与万里在安徽黄山合影上任即点“三把火”，攻克全国最后一个“桥头堡”上任伊始，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万里要点的“第一把火”，就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将原省委常委中5名支“左
5、”的现役军队干部，全部退出省委领导班子，回部队安排工作。万里要点的“第二把火”是“清帮治皖”。中央之所以派他来安徽，就是要揭开安徽省久捂不开的盖子，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跟上全国的步伐。万里上任后第6天，安徽日报便以套红标题刊登了揭批“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一文。此文经万里亲笔修改了6遍。文章认为，安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农业省，又是“四人帮”破坏和影响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与事。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安徽成了全国最后一个没有被攻
6、破的“桥头堡”。文章发表后，正当安徽清算“四人帮”罪行如火如荼的时候，街头上出现了坚决揪出“四人帮”在安徽省内黑爪牙巨幅标语。万里派人暗地走访，从写标语的人那里调查了解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到了一个紧要关口。如果省委不敢点名，斗争将半途而废。希望新省委当机立断！万里在安徽农村考察安徽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晚于其它省份，但在万里的领导下，3个月后已经阵线分明，迎头赶上了全国的步伐。万里要点的“第三把火”是急调班子，“扫地出门”。在原安徽省委党委15名成员中，有5名是老干部。省委的原则是，5名老干部全部保留，其余10人哪儿来还回哪儿去。需要个别留用的报省委批准。以此为效仿，以政治带动组织，
7、推动地、县班子的尽早调整。为此，万里和省委组织部门，利用3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拿着“文革”前组织部门印制的地、县主要干部名册，到一个地方就询问这些老干部的情况。如果他们有的还在关押中，只要不是刑事犯，就请他们出来工作。有个别小问题的先解放再说;如果有的干部根本就没有问题，纯属是受迫害，那就立刻官复原职，予以重用。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王达智、张万舒采写的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后，专门打来电话祝贺。他说：“安徽终于赶上来了，中央放心，我也向你、卓新、守一同志祝贺！”邓小平指出：“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我国的农业从解放
8、以来就没有解决好，安徽的问题更严重”万里说：“好的，下一步我们省委准备下去搞调研。”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万里下乡之前，就听说了安徽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毕竟多年没有过问农业和农村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到农村去。万里的车子停在离肥东县城约5公里的一个村庄旁，他们一行走进一个普通的农户家。这一家有7口人，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脏得看不清楚颜色的破被子。他了解到，这家人穷得只能盖这一床被子。万里又走到外屋，来到灶台前，掀开稻草编织的锅盖，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万里默默地走出
9、门，上了车。车上的随行人员说：“没有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如果说这次“微服私访”让他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看到的一幕，则让他触目惊心，为之震撼。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推开一户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门，看见一位老人正蹲着。万里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十分惊讶。老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再看看屋里，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真没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万里从金寨回到省城，见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人，开口就是这
10、样一句话。万里说：“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真不知道这里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么低啊我们总是说旧社会如何如何，解放都近30年了，我们的农村还是这个样子！”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另找出路不可”的时候了。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这是万里一直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决定从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入手，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这六条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
11、发展生产。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支持者认为，这六条规定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反对者认为，这是过去批判过的“三自一包”的翻版，是新的“单干风”。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余悸，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万里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他强调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大问题。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对农业生产影响实在太大了！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自己有权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支配，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万里
12、还强调说，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最后，与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今天我们再看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个政策规定的确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可以说，这六项规定，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中“左”的框框，给农民“松了绑”。因此它一诞生，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省委六条的出台，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
1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创的作用。“包产到户如果试验失败，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再把它拉回来。”1978年，万里在安徽长丰县农村调研时与农民一起劳动1978年秋天，安徽遭遇10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同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
14、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这一决定，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借地度荒”的做法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的同志说，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之实，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心平气和地解释：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省委作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同时还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
15、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又专门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和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正确与否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万里打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
16、点粮食给他们。”有了万里撑腰，有了省委的态度，肥西县山南公社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去包，开创了全省“包产到户”之先河。山南公社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了其他地方，滁县地区就有1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反而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这样做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敢为天下先，敢开顶风船，在全国最早向极左路线宣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出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当时，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作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