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汪曾祺的创作观 马修浩（德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德州 253023）Summary：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作家的创作立场的角度，对汪曾祺的创作观--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汪曾祺依据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原则去理解民间，进行创作的独特民间理念Keys：汪曾祺；创作观；知识分子民间立场I206 ：A ：1673-2596（2011）11-0074-03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自四十年代步入文坛以来，其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创作中汪曾祺始终坚持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创作观去反映现实、表现生活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作为新文化一翼的中国新文学它必然带有启蒙的色彩汪曾祺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但是他与鲁迅的“广场”呐喊不同，而是采取了民间立场的低吟通过描写丰富而复杂的民间生活面貌，以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的创作原则去评判生活中的美与丑一、“民间”的发现及其基本内涵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得益于他们执著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自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蒙思想的出现、世界文化的影响，三者非常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对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经济（洋务运动）和政治（戊戌变法）的变革、甚至是革命（辛亥革命）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的背景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以“革新人心”“促使新的国民产生”为己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国民改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国民”又是什么呢?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农民——作为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承担者，自然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一旦“农民”进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民间文化形态的生存逻辑、伦理欲求、审美趋向也就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文学创作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1]对于民间这一概念，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1．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的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程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它毕竟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2．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
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3．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因而要对之做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2]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内涵的复杂性既有它的纯朴、自由自在及其对现实的反抗性；又有其愚昧、麻木与自欺欺人这二者交织在一起无法简单分开如何理解这种形态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立场由于作家所持立场不同，他们审视民间时，对民间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民间理念从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审视民间时，对民间多持二元态度，既强调批判民间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民间蕴含的积极和健康成分此类作家不是从民间立场认识、理解民间，而是把自己的启蒙思想贯彻于社会文化改造的实践过程中，作品中出现的两种民间形态，实际是从启蒙的不同视角认识民间社会和文化的结果，既寄托了启蒙者的社会理想及对民间文化部分内容的认同，又在现实层面深刻感受到民间文化形态中包含的封建落后内容从知识分子的政治、革命的立场审视民间时，强调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以达到启蒙大众的政治目的。
知识分子从启蒙、文化立场转向政治、革命立场，呈现出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着重发现民间的革命性因素，以工农兵立场写作，去歌颂劳动人民，唤醒民众的民族热情，体现出符合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指向的价值追求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来审视民间时，这些作家把民间文化的价值原则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或者把民间作为灵魂栖息的归宿，或者依据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逻辑去理解民间，进而表达自己对于政治、启蒙、社会文化潮流的认识和态度，比较真实、全面地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生存逻辑和自由生命渴望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与“民间自在文化”的完全契合，而是从自身精神出发，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认同当这种精神品格与民间自在文化形态中蕴含的生命活力和生机相互对撞时，民间的、富有活力的生机(这种生机可能微弱、甚至与腐朽纠缠在一起),就会在“自在民间藏污纳垢”的状态中,迸发出现代性的精神光辉，而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中介，转化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性的艺术世界二、汪曾祺的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创作观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一样也是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文化的一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
他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道德意识、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是深刻的汪曾祺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出发所着力表现的是市井民间他对待笔下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Ｑ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这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受戒》和《大淖记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两部作品中，汪曾祺以优美的笔调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富有“异质性”的民间地域。
在《受戒》中，是那个法外之地“荸荠庵”，在《大淖记事》中，是“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的“大淖”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民间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比如，他们把“出家”叫做“当和尚”，不同的说法，构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内含出家”意味着了断尘缘，灭绝人性，去过一种非人的生活而“当和尚”，却像“当画匠”、“当箍桶的”、“当弹棉花的”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方式[3]“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4]汪曾祺用“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道德标准这种独特的民间生活观念更为集中地体现在这两部作品对爱情的描写上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明海和小英子，巧云和十一子，无非是美女、俊男的自然相爱，这种故事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而汪曾祺将其写得格外出色，其关键就在于他写出了支配着其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那种独特的民间意识。
巧云爱十一子，却被刘号长破了身子这在一般的创作中，总要强调或渲染一番刘号长的强行，以显示巧云爱情的悲剧性而汪曾祺却没有这样，他对这件事的描写极为平淡，只用一句话(“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便轻轻带过因为，他要突出表现的是在民间那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的潜在影响下，人们对这种事的态度：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刘号长留下的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想，“人生在世，总有这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十一子!”于是，巧云便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但，刘号长还是来，只是巧云“全身都是冷淡的”；而对十一子，则是全身心地投入这就使我们感到爱情仍然是美丽的，甚至更加令人心颤这种奇妙的审美感受离开了对于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揭示与展露是不可能产生的《受戒》的价值也仍然不在爱情，而在于那种僧俗之间奇妙和谐的民间形态明海当了和尚，却又在此时与小英子相爱了，并且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明海的和尚生涯与其爱情发展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他的受戒之日，也正是其爱情发展到高潮之时。
这在通常的意义上是非常荒诞的美好的爱情只有在这种自然原生的文化形态中才能够得以实现离开了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任何爱情的和谐与美丽都是难以想象的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间形态，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5]的境地人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中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伤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人应该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诗意地生存在(诸如民间的)大地上汪曾祺一再表明他追求的美是一种“和谐”，他所说的“和谐”是指诗意与生存的统一和相融诗意地存在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理想，这与民间的“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相契合这便是汪曾祺从民间立场出发所发现的美，也是他的小说创作的过人之处和深刻之处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无法自由生长，所以才会有文艺作品来鼓励它、歌颂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
Reference：〔1〕王光东．民间理念与新文学的民间传统[A]．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2〕陈思和．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沉浮[A]．〔3〕汪曾祺．受戒[M]．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4〕汪曾祺．大淖记事[M]．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267—286．〔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王文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