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以中俄(苏)关系为例 康珂(铁道警察学院公安管理系,河南 郑州 450000)Reference: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国际合作逐渐增多从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定位和认同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合作可知,身份定位的变化影响到国家间合作与否Keys:身份定位;国际合作:建构主义D80 :A :1673-2596(2015)12-0091-03一、建构主义的基本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开始挑战代表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建构主义从社会学的视角考量国际关系,将文化、身份认同等社会学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结构,它不仅能影响国家行为体,而且还可以影响国家认同进而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身份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温特提出,身份是能够产生动机以及行为特征的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即自我领悟然而,除了自我领悟,他者的认可也是必须的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身份是有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不是单一现象,而是多样的。
在国际结构中,互动的行为体在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4种类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这是因为“每一种身份就是一种脚本或图式,在不同程度上有文化形式构成,涉及在某种情境中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问题在国际体系中,各个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将产生不同的初始行为,也将使国际关系的状态发生变化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中施动者互动的结果不同的初始行为,产生不同特征的无政府状态温特依据国家之间不同的互动性质,总结出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3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并依次与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国家身份相对应竞争的体系与个人主义的体系、“合作的”安全体系同时存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但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则由集体共有观念来决定温特认为,利益和身份各有不同,又相互联系前者多指行为体的需求,有利于解释行为的动机后者指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前者把后者作为先决条件,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也就决定了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而后者又依据前者得以选择确定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和利益是内生的,是可以变化的因素”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施动者,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来自于结构和施动者的互动,都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中,具有主体间性,从而为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有助于国际自助体系向合作安全体系的转变。
对温特而言,如果身份改变了,那么利益必然会重新界定,从而导致国家行为也随之调整也就是说,“我们”是谁一方面决定了“我们”的基本世界观,另一方面又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针进行指导应该指出的是,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物质权力结构及社会环境发生转型,身份和国家政策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当新的身份得以重新确定,必然导致国家的利益和行为相应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对外政策不断出台二、国际合作的历史发展及特点国际合作是当在某些领域内的利益及目标基本或部分一致时,国家或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间所采取的不同程度的协调、联合与相互支持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国际合作《共产党宣言》的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各民族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②人类社会从国家的诞生起就存在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的合作与冲突,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通过竞争与斗争而且更得益于合作在阶级社会中存在阶级、民族、国家、社会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古代的国际合作由于地理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多是双边或地区性的多边合作;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国际合作扩展到全球性,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也更广泛与复杂,遍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科技、生态等各个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宣告一个全球性多边合作时代的诞生二战后,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在不断增多,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也逐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国际合作也成为可能当今国际合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际合作在广度上趋于全球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际合作主要局限于欧洲等局部地区,规模也比较有限二战以后,随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逐渐趋于全球性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些组织,以及围绕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经济协会普遍开展,使国际合作已经从区域性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二是国际合作在内容上趋于广泛性战前,国际合作的领域虽也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但当时的经济合作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有限合作,及殖民体系内部强制性的合作战后,国际经济合作深入到科研、技术、生产、流通、劳务、资源开发等领域,协调水平也大为提高三是国际合作在机制上趋于稳定性在近现代国际政治阶段,国家之间在利益上冲突性较强,国际合作极不稳定,朝秦暮楚、反目成仇的现象比比皆是战后,随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强、交往的深入,国际合作组织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程度进一步发展,在机制上为国际合作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建构主义的国际合作观关于国际合作,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曾进行过阐述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战争的状态”,所以在他们眼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合作即便出现,那也只是构筑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均势作用的结果而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而言,无政府状态不仅不是“战争状态”,相反,国家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可能与现实国家间可能存在的共同利益,使其迫切需要国际制度的调节,并最终使合作产生“外溢”既区别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合作论,又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合作论不同,建构主义独辟蹊径提出了合作文化论,重点关注被主流理论所忽略的文化和认同,特别是在国际合作的产生与继续中身份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却又非完全静止,不论是环境的改变、社会进程的发展,还是互动频数的变化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国家身份的变化而且,国家这种自我或他我身份的改变必然在其外交政策中会有所体现,并最终影响国家间合作或不合作的关系四、中苏合作关系:建构主义的分析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与俄罗斯(苏联)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份定位。
在此,笔者试图以中俄(苏)关系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身份定位不同对于国家间合作与否的影响一)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发展的蜜月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和苏联是兄弟加同志的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自觉地维护苏联的中心作用,号召学习苏联的经验,并在各方面对苏联尽力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苏联也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小兄弟提供了许多的帮援他第一个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宝贵的援助中苏同盟建立后的这10年中,两国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达到鼎盛阶段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从60年代开始,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曲折,长时间处于不正常状态,甚至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是发号施令者,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共产党都要听从他的意见,服从他的要求,甚至要求其他国家牺牲民族国家利益同时认为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者1960年的夏天,苏共领导人单方面撕毁合同并撤走援华专家;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共进行粗暴的攻击,制造伊犁事件,煽动我边民骚乱,挑起中苏公开论战,制造珍宝岛流血事件,并企图干涉中国内政、靠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实现美苏合作的言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身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她自认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者,认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所推行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进行揭露和鞭笞,积极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1959年起,中苏进行9次激烈的公开论战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的盟友转变成公然武装对抗的敌人为了应对苏联的反华政策及其霸权主义,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得以有力维护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苏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并非总是激烈地对抗,期间也曾经出现过某种程度上的缓和,然而,斗争和对抗是主旋律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深入发展,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也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即在短期内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重新将身份定位为“独立自主的行为体”在看待及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抛弃了原本实行的以意识形态标准划线,取而代之的是独立自主、“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方针,努力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戈尔巴乔夫对外提出了外交政策新思维,以期改善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利处境在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提出,国家之间要相互谅解、进行对话,努力实现和平共处,国家间关系实行非意识形态化,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合法权益;苏联无权干涉他国的内政,或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利用军事的、经济的手段强加于人。
他称,苏联不能只从苏美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处理国际政治问题,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期的新思维以及苏联对于它自身和整个世界认识的变化,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是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随着中俄相互建构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对彼此的认知更加积极、理性,从而促使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总的来看,随着中国和俄罗斯(苏联)各自国家身份和利益不断变化,两国的关系也由冲突转向合作五、对中国外交的几点启示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彼此的观念认知和身份建构在国家间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对中国今后的外交发展提供了一些参考一)注重自我身份定位1.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并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外生于国家的,由互动的结构所建构起来的身份一方面决定着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指导着国家的对外行为即除了物质结构之外,一个国家的需求和为此采取的行动还与其特定的环境中的身份有关由此,通过对国家的身份进行关注也成为理解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途径之一这在对外政策制订的初期尤其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中国首先明确“我们是谁”,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才有可能据此出台明智的外交政策,并进一步采取行动实现国家利益。
2.正确构建自我身份,即注重国家形象的构建在国家间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明确“我们是谁”,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还要正确的构建自我身份,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国际合作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注重开展公共外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有恐惧和不安的态度因此,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身份认同,消除他们的不安与害怕就更加必要了二)要学会从身份定位的角度观察别国政策,以做出最合适的应对温特认为身份的改变不仅会导致利益的重新界定,还会对国家的行为进行调整身份和利益不仅在理论上为国际合作的存在提供了基础,也成为国际自助体系转变为合作安全体系的依据所以,我们在准确、理性的进行自我定位的同时,还要通过别国的经济、军事等政策,弄清别的国家的自我身份定位这些非物质因素,从而对别的国家的政策做出最合适的应对,正确的引导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当然,我们在看待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是否可能合作时着重考虑身份定位和认同的作用,并非否认客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