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绎中逐步形成，其发展历程大致经由族群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三阶段复合而成秦汉以来，这五种共同体基本上和合为一，延续至今在南北分裂时段，强势地域共同体会打破中央性、统一性，成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部分族群共同体会入主中原，成立全国性少数族群主导的政权然而，基于心悦诚服的文化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的坚强基点，是我们当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Key】中华民族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作 者】宋清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09D233 A 1004-454X（2022）01-0130-0009“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1]26，厚重的历史资源与价值认同，为当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基础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绎理路与基本内涵，无疑能为当下更好地建设、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具体言之，自夏商周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族群共同体、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
其中，对中华一统疆域的继续巩固，对儒家文明礼仪的心理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策合理性，三者一道汇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内涵一、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个阶段夏商周时段，乃中华文明基因的型塑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滥觞于此从思想层面言之，夏商周三代被视为理想政治与圣人辈出的时代，逐渐被神化、圣化，成为标持时人当下政治、臧否善恶兴衰的参照系从政治实践层面言之，则三代禅让政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王朝周期律，亦在夏商周三代之间及西周、东周的兴衰嬗变中反复上演，进而在春秋五霸争雄、战国列强环伺的征程中，最终统一于秦此为历代王朝政治演绎与兴衰盛弱循环的基本模版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被津津乐道的思想盛宴，奠定了中华儿女感知、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即在这一宏阔背景下，域内各部分经由族群共同体、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嬗变与层累叠加，一道汇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夏商西周时代族群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的雏形由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时空条件及原始族群的多元起源可知，地理层面的地域、水系及东亚独立的地缘特征，生于斯长于斯的渔猎族群、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元素。
伴随原始氏族逐渐壮大，联合不同氏族则成为氏族部落，黄帝、炎帝、蚩尤、太昊、三苗等地域性部落形成至于黄帝战胜炎帝和合为一，以及黄帝战蚩尤的传说，则进一步证实了伴随氏族部落势力范围扩大而造成部落间的融合与征伐而居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炎黄部落、位于黄河下游的商族东夷人部落、在今江浙太湖流域的越人吴越集团、地处荆蛮的楚裔三苗集团等，亦成为此后域内地缘政治的基本单元不难想象，紧跟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即是，以黄河为中心的曹魏政权、以太湖越人集团为中心的孙吴集团及以荆楚益州为中心的刘蜀政权，三足鼎立实有基于自然人文的地缘政治缘由于其中至于此后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割据政权，亦有地缘文化的根基在其中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性与一致性、地方性与中央性、独立性与整合性的基本特点设若从族群视角切入，则夏族、商族、周族为历时性的地域性族群与政权形式，反映出先秦时期多地域核心的众族互动这一基本史实当然，从以夏、商、周族为核心的地域性政权层面言之，则对各地域性政权的经营，亦可看作经营中华版图的一个前奏如此一来，则夏、商、周三族及三种王朝政治模式，即为中华版图的经营、开拓与巩固，分别做出了贡献，体现出地域性与中央性的协同发展。
此为夏商周地域共同体的确切内涵：对地方性的经营，即为对共同体的开拓这一地域共同体的疆域，呈现出由小及大、由变动到稳固的趋势，其政治中心有由流动到定居、由多中心到稳固中心的趋势《史记·五帝本纪》载：传说黄帝时期的基本疆域为，“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2]6初步分析即知，当时的四方疆域还不甚明晰，以海、山、江等为疆界标准;“迁徙往来无常处”一则说明黄帝时期尚处乎半游牧半定居的状态，二则流动性、迁徙性依旧比较明显，对政权疆域的治理尚不牢固，甚至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治中心夏代没有明确证据，商代则有“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2]83的记载与盘庚迁殷的历史史实，证明了农业定居文明尚不稳固，还需随水文、地域的变化而迁徙，以找寻适宜区位加以经营此外，亦从侧面显现出，游牧文明的迁徙性与农耕文明的定居性，并非截然二分和清晰可判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夏商周三族是具有游牧迁徙性质的半农耕半游牧的地方性族群共同体，处于自游牧迁徙文明向农耕定居文明轉型的过渡时期继续沿着地域共同体视角推进，历经夏商二代延至周代，则疆域方位逐渐明晰、疆域逐渐扩大、行政区划及政治中心已经十分稳固。
又经历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历史时期，最终统一于秦，奠定了中华疆域的雏形立足夏商周三代多族互动的政治视角，大禹涂山之会“执玉帛亦有万国…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3]3387，对“万国”“三千余国”“千七百七十三国”的具体数字当然不可做机械理解，但却反映了夏商周时期的部落族群共同体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的演变趋势，华夏内部的政治联系和沟通交流越来越紧密在这一演进进程中，夏、商、周族逐渐由半游牧半迁徙区域共同体向定居农耕统一共同体演进，不断地开拓经营中华版图，并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互鉴中，增强自身文明的影响力0E275261-8F98-477F-B41B-0B13D0AA68AE（二）周人对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孔子认为“周鉴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30由此可见，周代政治总结了夏、商二代的经验与教训，在吸纳夏商两代优异之处后，获得进一步发展概而言之，周代政治吸纳了夏商二代对宗法血缘的重视，由“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并存的继承制度，演变为以父子相承为主脉，以分封同姓诸侯王拱卫王室的宗法分封制度从演进变革角度言之，通过分封同姓诸侯王来扩展疆域，通过礼乐文明来增强文化认同，是周代政治文明的创新之处。
这无疑稳固了统一政权，增强了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血缘共同体基于地域共同体而自我衍生，主要表现为同宗继承与异性通婚同宗继承主要指的是父子相承或同族继承（叔侄、伯侄），这是一种基于血缘遗传与宗族延续的资源分配形式，形式最为自然、纽带最为稳定三代之前，尧、舜、禹秉持公意，力主“禅让”，至夏代建立，禹传位儿子启，开启子承父业的王朝政治大胆推测，夏代应当基本如此，而史料阙如，不过从商代继承制度观之，则又应当确凿无疑根据出土甲骨材料可知，商人继承习俗兼具父子相继与“兄终弟及”之美父子相继保证了纵向世系的代际延续，而兄终弟及作为一种横向择优的路径选择，亦可在保证世系传延的前提下，选择年富力强的同宗血亲，这本身有利于整个宗族的持续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兄终弟及制度在游牧族群中较为盛行，即如后代之辽、夏、金、元、清等王朝初期依然如此，意味着保持强大、带领族群对抗恶劣自然、获取资源最为重要当然，后世王朝基于稳定性考量，父子相承最终替代兄终弟及，成为主流继承制度由上可知，同宗继承强化了纵向传承，而在同姓不婚基础上的异性通婚，则保证了世系的横向拓展，在保证“一体”的基础之上，兼顾“多元”发展基于同姓不婚制度层面的甥舅关系，则成为拓展宗族势力的有力抓手。
至周初，周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5]115，血缘共同体的发展更是连同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一道，维系了周祚800年的国运至迟于春秋时期，血缘共同体开始出现松动，政治稳定性有所不保自身利益的驱动，终将撕破温情脉脉的血缘纽带这里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一则，伴随血缘世系的代际冲淡，感情维系的纽带终将慢慢消褪，治理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二则，血缘纽带不能保证唯才是举、唯能是举、唯贤是举，本身会造成治理效能的下滑故而，共同体的长久稳定，还需礼乐文化的内在规束与内在升腾早在周初，周公即确立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度与礼乐制度，具体言之则为：宗法制度确立获取代际继承中“人”的问题，即由嫡长子获取继承地位;分封制度确立了同宗兄弟所获取之“地”，即政治资源的方位与多寡问题;礼乐制度则是为了维系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而实施配套的行为规范与思想观念，实质上解决的是“思想”问题因此，即使是在春秋末期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受到冲击之时，倚赖礼乐制度的稳固思想功能，周代政治依旧可以维系残局从功能层面言之，礼乐制度是对既有宗法继承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内在调节，意在减少因继承、分封资源多寡带来的纷争冲突，使得各群体共同聚拢在周人治理之下。
此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4]8，即在称述共同先王的前提下，以和为贵、消弭紊乱、维系礼治秩序除却礼治与和合的关系外，文化共同体还表现为：对天命的敬畏、对人民的护佑与对德治教化的信赖，这三者进而成为农耕文明连通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开拓中华疆域的文化信条，对后世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基于血缘分配的分封制度，在面临宗子贤愚与治理效能高下的问题时，只能以维系政局稳定为先，而牺牲部分治理效能至于内部产生的问题纠纷，则只能以礼乐制度相调节维系从历史演进层面言之，夏商二代对神权、祖先过分崇拜，延至周代由尊神转而重人开启人文精神是思想文化的一大进步，也是周代政治比较稳定的内在因由这也是周代政治对中华文明的一个贡献，中国不是宗教国家而是礼法国家的世俗理性特征，亦奠基于此时三）春秋战国时段政治共同体的形塑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在向郡县制政治共同体的演变进程中，表现为共同体发展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深入其中加以观察，则生发于自西周政治以来的行政官僚系统逐渐代替基于血缘宗亲的世官制度，在分封制分化、成长为郡县制以及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中，体现为延续性之下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动，直至完成向统一政治共同体的蜕变。
春秋戰国为中国历史一大变动之处，地方封国诸侯代表的政治秩序、连同既有宗族伦理秩序与华夷之辨下的外交秩序，三者一道汇融成为郡县制统一秩序下的多元因子，支撑着一统秩序一俟为周王室界守西土的秦国，成为代周而兴的秦朝，则在王朝更迭轮替之中，为此后两千年政治垂制典范，百代学秦而延续其统一性，为“中国”“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时至春秋末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处士横议、士农工商阶层流动加剧，政治稳定受到冲击地方坐大的诸侯基于资源禀赋、军事实力与招纳贤才进行兼并扩张，经由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胜，历史向着封建崩灭与郡县一统的向度行进从思想层面言之，此时，作为勾连共同体最后一丝悬线的礼乐思想亦遭到攻击因此，孔子时代提倡礼乐仁义，尚有一定市场，转至孟子时代，讲求仁义礼智信，竟成“迂远疏阔”之言，尤其位处百家争鸣当口，儒家声音显得更为微弱无力文化共同体亦遭到攻击，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新的共同体纽带，亟需登上历史舞台那就是标榜郡县制的政治大一统形态，这亦昭示着，政治共同体腾越成为既族群共同体、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之后的终极复合共同体形式然而，郡县一统体制在冲破原有共同体隔阂的同时，亦保持诸种共同体纽带的有益影响，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和合状态。
详而论之，则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诸子百家争鸣莫不归一于政治，为“定于一”的政治一统张目，这是政治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其次，伴随社会流动加深，自春秋至战国的变法运动，使得官僚政治形成对贵族政治的全方位冲击，此为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基础第三，废井田、开阡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