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借”字了得卞之琳1938年前诗歌特点及技巧初探 魏博魏博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教师卞之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创作过诗歌，写过小说、散文，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做过文学评论在这诸多成就中，最为后人所铭记的还是他的诗人身份，他对于现代诗风的不懈探索，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新的景观诗如同卞之琳的灵魂，萦绕在他生命的每一段历程，而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其1938年以前的诗歌，更被认为是其情感生命最真实的表达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一中所选取的两首代表作《断章》和《尺八》，都写于1935年《断章》一首短短4行，用简明的意象阐释了深刻的哲学意蕴《尺八》-首则被誉为卞之琳成熟期的最佳作，其一贯的精练简约、含蓄暗示，充分展现了卞诗的风格特点——内在情感的喷薄与外在形式的克制诗人自己说过：“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①这样一种选择，一来与诗人的个性息息相关：卞之琳的性格非常内向含蓄，但他的情感体验却又异常丰富细腻；二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客观克制的诗学理念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既不会像自由派诗人郭沫若那样的豪迈奔放，也不能适应新月派诗歌那种赤裸裸的情感表达。
在内外矛盾的交织下，他不得不选择一种适应他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也恰好成就了其现代派的诗歌特点，在此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借”这个“借”，包含两个方面：一则是“借物”（这里的“物”是广义上的，包括景、人、事等具体对象），一则是“借梦”如果说“借物”的特色贯穿了诗人1938年以前的所有创作，那么“借梦”就是其创作发展到成熟阶段所表现出的具有强烈现代感的特点因此，“借物”是“借梦”的基础，“借梦”是“借物”的发展诗人的创作是一个整体，“借”就是贯穿于这个整体的根本，因此，无论“借物”还是“借梦”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诗人创作的特点，而不是为了将其创作机械地分段归类一、借“物”，显“真情真性”所谓“借物”，主要指借“小人小事”来表现自我感受无论是《断章》里的桥、明月、窗，还是《尺八》里的钥匙、镜子，都是些寻常事物统观卞诗，其中不断出现的傍晚、寒夜，和尚、闲人、叫卖人，荒街、苦雨，小茶馆、墙头草、酸梅汤、冰糖葫芦，暮天的群鸭等等，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人或物这样一种以“小人小事”为写作题材的文学传统，自古有之，并非卞之琳的首创从张籍笔下的“老农”（《野老歌》）、到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卖炭翁》），到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等人诗歌中出现的“人力车夫”形象，这些都是些“小人物”。
这些人物虽“小”，诗人赋予其形象之上的意义却很“大”，因为“老农”和“卖炭翁”寄予了诗人对劳苦大众无限的同情以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胡适他们则将“人力车夫”等小人物放在伦理范畴、放在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小人物”不再是其本身，而被赋予了诗人主观的情感意义，是为了表现这种情感意义而存在和服务的那么，“人力车夫”在卞之琳的笔下又是什么呢？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将知识分为两类，即名理知识（logical knowledge）及直观知识或直觉知识(intuitive knowledge)前者须问物之“意义”，属于科学；后者只问物之形相，属于艺术按照这种分类，胡适笔下的“小人物”是须问物之意义，而卞之琳笔下的“人力车夫”则是只问物之形相什么是“只问物之形相”呢？宋代邵雍主张以物观物，这是否可解释为物观或静观，也就是将物作为其本身来看待，求得直觉认识，而不去研究什么“意义”卞之琳笔下的傍晚、寒夜，和尚、闲人、人力车夫等等被诗人进行了直觉的描绘，他们并没有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形象本身，我们也无须非要透过形象寻找可能隐藏在其后的“深刻意义”，这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卞之琳所着意追求的一种诗学理想。
在当时那个社会政治意义重大、文学承载沉重的时代，这样的一种创作主张让卞诗的选材常常显得很“小”，那么，卞之琳为何会钟爱“小人小事”？这一点无疑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文学环境有关卞之琳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位现代派代表诗人，对于三十年代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创作，诗人曾总结说：“四·一二”政变后的年轻诗人，“所走道路的不同可以说是植根于同一缘由——普遍的幻灭，面对狰狞的现实，投入积极的斗争，使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工夫多作艺术上的考虑，而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求了出路①这段话说明了当时处于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京派文化圈子中的卞之琳对于现实政治的回避同时，在北平他还经常参加林徽因举办的文化沙龙，那里出没的都是文人雅士，他们探讨文学创作，远离政治，文学对他们来说承载的社会意义要轻得多且30年代的诗人，关注的对象广泛地从19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转向后期的象征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现代主义，卞之琳作为北大英语系的学生，能够直接并且深切地感受到这股全新的诗歌浪潮，而且这股浪潮与他表达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非常吻合：他阅读波德莱尔，在这位象征主义大师的诗歌中充满了巴黎街头的穷人、寡妇、老太婆这类生活在最底层的大众；他欣赏阿索林，这位西班牙作家的散文风格亲切、自然随便，叙述的都是平常之事，却能于细节中传神，于平淡中显情。
同时，作为一个学生，他的老师如徐志摩等，很多都是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卞之琳的创作风格很得他们的赏识，亦受到了他老师的许多影响，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得以在这样的创作道路上比较顺利地走下去在如此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卞之琳选择以物观物，关注“小人小事”这似乎迥异于千百年来文以载道的传统但卞之琳关注和描写的“小”究竟是怎样一种“小”呢？根据上文分析可以发现，研究描写对象的“小”或“大”并不是根据其“所指”（形式）来划分的如果从诗歌形象的社会意义、伦理范畴上来看，作为现代派诗人的卞之琳，他的诗歌形象无疑是“小”的，因为其缺乏社会指向，用当时的观点来看，他的创作不是“为人生”的，没有为社会现实服务这一点的不同也代表了现代诗歌对传统意义承载的反叛，他的“小”是对真实的还原，也是时代标准下的“小”但是在今天来看，如果以诗歌所含意蕴的深度和广度为标准，胡适他们的诗歌显然变得“小”了，因为诗歌形象从存在之初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指向，而卞之琳的诗歌形象由于没有一定的意义指向反而有更大的阐释空间，从而意蕴更广也更深，在这个意义上看他的诗歌又“大”了起来《叫卖》中的“可怜门里的那小孩”，在玩笑之余透露出辛酸；《过节》中的那份“反正也经不起一把烈火”的洒脱多少也透露出诗人的一份无奈；《投》中的那个或许曾是无意中投入尘世的小孩，又寄托了他对世事机缘的多少感慨；《一个和尚》中“一天的钟儿撞过了一天，和尚做着苍白的深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院庙内善男信女烧香祈祷，佛经声和着弥漫的香烟萦绕着破殿。
这是怎样的一幅面面，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千篇一律、百无聊赖这仅仅是一天吗？这是一生这仅仅是一个和尚的一生吗？这恐怕也是许多人的一生吧当记忆只剩下苍白，当睡梦成为习惯，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只剩下重复，等待等待一天的丧钟终于敲响，等待一生的丧钟何时到来……在这些细微之处，体现了隽永的人生感悟由此可见，或“小”或“大”是以不同的标准来划分的，“小”可以为“大”，“大”也可以为“小”再回到具体诗歌中可以发现，卞之琳在创作中情感的节制和笔调的收敛与其“小人小事”的写作对象的选择是相一致的因为要还原“小”本身，他在诗歌创作中就不会用豪言壮语，更不会长篇大论地叙事，因为“小人物”是不会抒发大忧郁大感慨的，而“平凡之事”也无须大段铺叙卞之琳所做的就是“利用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制造某一个程度上的艺术距离，以看似客观的物象表达诗人主观的感受”①，这种感受是由“小人小事”自然引发的，常常是冷隽的调子下掩盖着深挚，玩笑的口吻中饱含着辛酸，其背后的意蕴是需要读者自己去思考想象的因此，单看诗歌本身，所能体味到的常常只是淡淡的忧郁和隐隐的感伤，而不是那个时代的诗歌常常出现的愤慨激昂在《几个人》中，诗人描绘了小人物的人生百态，“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他们麻木呆滞的精神状态在诗人的笔下寥寥数语就被写尽，如果说能感受到诗人对他们的悲悯，也是隐藏在语言的背后了。
就连写《登城》感历史之漫漫与方向之迷茫，或写《大车》而叹英雄何处去这样比较“大”的题材，诗人也没有直抒胸臆，而采用了婉约暗示的方法；在《西长安街》一诗中固然写到“九·一八”以后东北游击枪声的一点联想，但是很快又从历史的沉重扯到了人生的感悟……这些其实都是他借“小人物”写作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之处虽然卞之琳笔下的“小人物”没有承载沉重的社会意义，但他们无疑都是诗人对生活点滴真实的还原如果说它有所承载，那么它就承载了远离政治社会纷扰下，作为一个情感细腻敏锐的诗人对生活最真实的感受，这些感受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往往却是有着永恒意义的，也就是说诗人能“以小见大”，而这个“大”不是当时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大”，而是诗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一种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精神目标在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打击后，面对激烈的社会斗争，诗人不愿意与黑暗的现实同流合污，因此只好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寻求安慰，他在对西方象征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借鉴阐释中发现了二者的契合处和融合点，建构起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即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弘扬感悟人生、强调天人合一等哲学意识，追求人性的和谐完美，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网宝盒》运用相对观体悟人轮回、小与大、近与远、失与得，诗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体悟，他将这种开阔的视野当作他宝盒中的珍珠，也是人生的珍珠，诗人用相对的概念道出了人生的美丽精彩；而《音尘》写的是一种茫然感，在浩瀚宇宙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超越了时空间隔来到了彼此身边，永不断绝。
诗情通过时空的交迭跃然纸上；而《一块破船片》中昔日乘风破浪的海船变为了一块破船片，对于时间消磨的一切，除了像大海一样的包容别无他法……卞之琳“借”了这样一个“物”，因为这样的“物”最能表现他他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魄，也没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悲情．他只是上苍无意“投”人世间的“石头”，只是“踩着柔软沙尘”的“闲人”他是平凡的人，所以他的写凡人凡事，但他又是不平凡的诗人，所以他能用“小人小事”表达出入世间真实而永恒的情感体验和追求二、借“梦”，言不尽之意作为现代派的诗人，卞之琳从创作之初就在借“物”，这个“物”其实就是不同的意象，而伴随其诗歌风格的逐步成熟，卞之琳在创作中，对于意象以及意象之间的组合的探索不断深入上文提到，诗人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很大，随着阅读深入，他受到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从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到其后期诗人瓦雷里及二十世纪英、德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接触到了与自己时代更为相近的声音，他越来越感到象征派诗歌精微而又幽隐的表现手法更能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象是象征派诗歌构成的内核，意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更是研究现代派诗歌不可回避的问题卞之琳作为现代派诗人，他的诗歌意象有何特点，又是怎样组合构成的呢？“借梦”这一提法其实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梦”作为20世纪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它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可能同样也能在对卞之琳的诗歌分析中找到一些相关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谈“梦”并非强调卞之琳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存在着潜在趋向和无意识的动因，相反，我认为他的每一首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淘炼而成的梦可以说是一种潜意识活动，它的特点是扑朔迷离，既有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有反映人的愿望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稀奇古怪、不可解释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认为，没有什么领域比梦境更丰富，梦把人秘而不宣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既显示了过去和现在，也预示着未来，即所谓“梦幻万能”（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而且梦的绝大部分色调都是“灰色”的，感觉常常是“雾蒙蒙”“倦懒”的，仿佛一切笼罩在朦胧暗哑之中幸亏有寒鸦／拍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