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文化源流考论(2)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
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
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
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
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
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
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
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