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_传统文化论文 1919 年 12 月，胡 适 在《新青年》第 7 卷 第 1 号上发表 了 《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明确提出 了 “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从而高屋建 瓴地 制 定 了 “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 系 统完整地揭櫫 了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 了 “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此，一场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骎骎而起 胡 适 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不久，即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 了 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 了 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就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 了 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 [1] 在这些反对声中， 现代 新儒 家 的抨击是相当突出的鉴于过去较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这方 面 研究的拓展。
一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遭到现代新儒 家 的强烈批评与抨击，首先在于二者对待 中国 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 如上所述，“整理国故运动”是胡 适 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场学 术 运动它影响广泛、构成复杂，但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那些深受胡 适 影响的新文化派学者他们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 适 本人就说：“在我看来这个 [ 新文化 ] 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 系 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2](P175) 由此可见，“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是一种鲜明批判态度毛子水甚至直截 了 当地论断：“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 [3] 顾颉刚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 政治 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 了 ，送进 了 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4](P28) 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始作俑者，胡 适 更是曾以“捉妖打鬼”一词来概括“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
他还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 [5](P105-106) 他后来且感叹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 [6](P679) 而与此相反，现代新儒 家 则强调对传统文化应抱有“同情与敬意”因此，当“整理国故运动”将“国故”视为“已死的东西”或应“送进博物院”的“古董”时，他们 自然 无法容忍熊十力便曾经指责说：“今人对旧学观念，除唾弃不顾外，只有玩古董之心理” [7](P176) 马一浮也谆谆教诲其门人曰：“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 系 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 板 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 [8](P5) 此后， 唐 君毅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归咎于“整理国故运动”他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 术 文化，统于一‘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的……于是一切对中国学 术 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
这一种观念，我们首先恳请大 家 将其去掉” [9](P480-481) 牟宗三也说：“我们的文化不是个死的，而是个现在还活着的生命，还需要奋斗、要自己做主往前进若是把我们的文化限在过去，而只划定为考古的 范 围，直成 了 死的古董，这样不是把中国文化看成活的文化，这种态度根本上即是错误的，骨子里即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死的、现在已不存在 了 ……这个态度本身即是个轻视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当不友善的” [10](P90) 概言之，现代新儒 家 认为胡 适 等人通过“整理国故运动”这种“考古董”的方式，只能求证“死的 历史 ”，其后果“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文化心灵之闭塞和文化生命之委顿” [11](P5) ，所以必须坚决抵 制 二 现代新儒 家 之所以强烈抨击“整理国故运动”，还在于二者对儒学的评价有着根本的差异 客观来看，“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鲜明的批判态度，却也并非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他们主要攻击的是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而对于其他学说尤其是先秦诸子学却是予以 了 大力的弘扬早在留美期间，胡 适 就在日记中质问道：“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 [12](P91) 此后，他更是选择 了 先秦诸子学作为博士 论文 的研究方 向 。
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的结 合 点正在于突破儒学的桎梏而使诸子学说得以彰显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便写道：“我确信中国 哲学 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 了 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 家 学派同时盛行他并且还明确表示：“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 科学 最佳成果的 合 适 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 借 鉴和 借 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 了 的本国的学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 家 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 [13]( 下册 P775-776) 就《先秦名学史》的内容来看，胡 适 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彰显 了 诸子学说而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 上》，则更是完全打破 了 独尊儒 术 的传统学 术 格局。
对此，胡 适 晚年仍十分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 [ 不分‘经学’、‘子学’ ] 把各 家 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 家 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 家 ，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 [ 的中国学 术 界 ] 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 [2](P210) 他还自我评价说：“‘在现代的中国学 术 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 向 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 术 研究上不再独崇儒 术 [2](P249) 除 了 胡 适 之外，钱玄同、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对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发起 了 挑战钱玄同即曾论断：“ 孔二 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 家 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 庄 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 [4](P281) 顾颉刚也提出：“研究中国的古学和古籍，不得不从诸子入手，俾在诸子方 面 得到 了 真确的观念之后再去治经子书地位的重要，于此可见 [14](P16) 而众所周知， 现代 新儒 家 是一个以接续儒 家 “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文化流派，他们 自然 不能接受“整理国故运动”对儒学地位的评价。
熊十力即曾针对胡 适 等人的诸子学研究发表看法：“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 余 都是混扯” [15](P86) 冯友兰也曾经与胡 适 等人围绕“老子年代”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至于其中原委，胡 适 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予以一语道破：“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 冯友兰 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 中国 哲学 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13]( 上册 P8) 显而易见，由于双方的立足点迥然有异，它们之间发生争论必不可免 三 现代新儒 家 之所以始终不满于“整理国故运动”，还因为二者研究国学的方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 了 传统的“汉宋之争” 由于受到胡 适 个人性情与北大学风的影响，“整理国故运动”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考据色彩 朱 自清当时就曾描绘说：“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 向 ，我想可以 胡 先生的‘ 历史 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 [16](P240) 胡厚宣后来也回顾：“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
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 适 为翘楚，……表现在史学方 面 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 [17] 而从崇尚考据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自然呈现出一种“非哲学”的倾 向 ，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6 年，他就 致 信胡 适 说：“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 了 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他并且还写道：“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 么 健康的一路！）” [18](P1268 、 1264) 1927 年，他又说 :“ 五年前在欧时，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 [19](P101) 1929 年，他在一次讲演中仍坚持主张：“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20](P184) 差不多同时，他在北大授课时也说：“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20](P192) 傅斯年这种“非哲学”倾 向 还深刻影响 了 胡 适 1926 年 8 月 24 日 ，针对傅氏 8 月 18 日 来信所言，胡 适 复函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 了 不少，自己感觉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 家 伙丢 了 ” [21](P310-311) 后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 了 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 科学 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 [22](P429) 另据钱穆回忆，胡 适 1931 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 系 因其时 适 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 系 宜非所重” [23](P169) 至于顾颉刚虽出身于北大哲学门，却也同样主张：“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 家 择取 了 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 发展 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 致 阻碍 了 纯正科学的发展 [4](P34) 不难想见，“整理国故运动”这种崇尚考据同时又主张“非哲学”的倾 向 必然会遭到以讲求心性之学为特征的现代新儒 家 的反对譬如自谓“一生意趣，本不属考据方 面 ” [24](P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