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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居正引发文史之争_历史学论文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自出版以来，博得了广泛赞誉，在“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奖”评选中也获得大多数赞成票。近日，文学史家马振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一文发表不同看法，引起了一场围绕小说张居正的激烈争论。 马振方先生近日在文学评论上刊出长文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该文的提要宣称：张居正前三卷“大量内容陷入滥造和悖逆历史， 厚诬了高拱、魏学曾、王希烈及其他多位古人，颠倒了其中部分历史人事的美丑，以人为制作的反面历史人物反衬、拔高主人公，并用较多笔墨粉饰张居正的性格弱点和人格缺陷，而未能对其杰出的改革事业和思想精神作比较切实而充分的艺术
2、展示。其厚诬与粉饰古人的弊病是近年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沉重教训。”马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此严重，几乎可把张居正“判死刑”。但令我遗憾的是，马先生未及看完张居正第四卷即写出此文，而第四卷却是这部小说的大结局，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在这卷划上句号。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这是“夜半临深池”的冒险行为。 尽管马先生引用了不少明朝史料，纠张居正之谬，但从总体看来，他给张居正扣的帽子太大，完全不合尺码。现提出商榷。 一、厚诬隆庆皇帝了吗？ 马先生在文中说：“穆宗不崇道，高拱支持皇上崇道炼丹全属虚造。”“丑化了本不崇道的穆宗朱载垕。”不错，嘉靖皇帝死后，隆庆上台之初，也曾猛砍一斧头，将“方士付法司论罪”，以示拔乱反正。但是
3、，这决不意味着他不再崇奉动辄以炼丹术鼓惑人心，取悦皇帝的道教。隆庆二年（公元1568）正月，他下旨“停正一真人封号，但授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给印。”可为明证。严格地说，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到天启，没有一个不是纵欲亡身。这既与皇权的极度膨胀、腐败有关，更与人欲横流、道教更为之推波助澜、致使淫风大炽有关。朱载继续重蹈乃祖的覆辙。虽说大内深如海，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在隆庆二年的正月二十九日，吏科给事中石星上皇帝书，说六件大事，其中有谓：“陛下清心寡欲，渐不如初。今为鳌山之乐，必纵欲，必耽声色。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脓，腐肠之药。倘不亟戒，万一起居失调，悔将奚及！”这逆耳忠言，苦口良药，未能唤醒
4、朱载痴迷的良知，他竟“怒其轻讪，杖六十，削籍。”甚至亲自跑到五凤楼，看石星的屁股在木棍下开花，以解心头之恨。从此，朝中对朱载的纵情声色，噤若寒蝉。结果怎么样？他很快被“伐性之斧”砍倒。时人记载谓：“嘉靖间，诸佞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盅，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朱载仅在石星上疏的四年后即死去，据有的野史记载，他死时阳具仍未倒下，后费尽周章，才让这位至高无上“老人家”的“小老人
5、家”低下头来“永垂不朽”此词用在这里真是最恰当不过了！（借用牧惠语）这是海外奇谈吗？否。这叫阳亢症，我国古代医书中称为“强中”症，早在汉代的皇帝内经中即有记载，“伤于热则挺纵不收。”现代医学家指出，这是“过量服用壮阳药物等，以致肾精损耗，虚火炽盛，肝血失养，因而阴茎挺胀不收。”显然，朱载倘不是跟嘉靖皇帝一样，迷信道士的炼丹邪术，服用过热之药，岂能早死，并死得如此狼狈不堪？事实上，熊召政正是依据这些史料记载，充分展示了作家的想像力，才写了第七回“信妖术天子斥忠臣”，何厚诬之有？也谈不上所谓“丑化了本不崇道的穆宗朱载垕”。其实，他未渲染穆宗临死时仍然阳具高举的丑事，已经是笔下留情了。需要指出的是，
6、由于种种原因，明史穆宗纪的撰写者，竟盛赞这位荒唐的皇帝“端拱寡营，躬行俭约”，“继体守文，可称令主”，何其谬也！读明史者不可不察。 二、厚诬高拱了吗？ 马先生说张居正“厚诬了高拱”，但事实上，张居正并没有将高拱写成反面人物。小说的第一卷的确写了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斗争，最终张居正和李太后、冯保结成三角政治同盟，将高拱淘汰出局。这种在历代屡见不鲜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并没有太多的是非可言。从表面现象上看，张居正背弃了昔日的盟友高拱，但未必就一定非要上升到人格的高度去否定他。这不仅在于，如果高拱一但得势，谁能保证他不排挤、迫害张居正？他不择手段排挤徐阶，将他赶下台后，仍必要扩大打击面
7、，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导致“天怒人怨”，自己被迫下台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张居正显然看出了高拱是个刚愎自用、异常鲁莽的政治家。隆庆尸骨未寒，他居然在内阁胡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这难道不是向最高皇权挑战吗？后、妃闻之大惊，太子也不胜惊诧。这件事，无疑成了导火线，随时都能引发足以使高拱下台的政治爆炸。此外，他居然在太岁头上动土，上疏奏请削减司礼监的大权，还之内阁，并指使一批人向有李太后作强大靠山的大太监冯保连连上疏，发起攻击，要将他赶下。他完全忘记了，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险勾当。需知，明中叶后，皇权不仅无限增大，而且皇帝被大大神化，不管你手中握有多大的权力，
8、那不过是执行皇权而已，即使如王振、刘瑾那样的位极人臣者、所谓“站的皇帝”，皇帝“一口频而忧，再口频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居正分明是看到了高拱必然自取灭亡的前景从而坚定地站在李太后、冯保一边，我以为，这是正确的政治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正依靠李太后、冯保的支持，张居正才完成了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彪炳千秋。判历史人物的功绩，主要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而不是简单地把他放到道德的天平上。更何况在高拱政治挑衅失败，被罢官后，当场吓得半死，“伏地而不能起”还是张居正将他扶出宫门；张居正也曾上疏，挽留高拱，为皇帝拒绝；高拱仓促下台，冯保指示锦衣卫勒令高
9、拱立即离开京城返乡，高拱只好临时雇了一只骡子，惊恐上路，又锦衣卫夺去不少财物，备感凄惶，又是张居正上疏，经皇帝恩准，让他经驿道归河南新郑里，减轻不少痛苦。这一切，都是种种史料中分明记载着的。至于马先生所说张居正勾结保炮制王大臣案，企图进一步陷害高拱，其实那是冯保的阴谋。史籍上不是分明记载着，居正后来不是力劝冯保罢手，冯保终于收敛么？而且当高拱遭到冯保如此不择手段的政治迫害，深感“危甚，几欲自裁”，又是张居正“贻书相安，乃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第六回“说白猿故人悲失路，论大捷野老析疑云”，写万历六年，张居正在返乡葬其老父的途中，特地去新郑县探望被迫返归林下多年的高拱，这回书写
10、的十分精彩。且节录一段文字： “元辅！” “太岳！” 两人又都忘情地喊了一声。在激动的泪花中两人行揖见之礼。张居正仔细观察高拱，只见他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道袍，头上戴着诸葛巾他的脸色似乎比当年更黑。不过，这种黑色让人感到的不是健康，而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病态眼光虽然浑浊了许多，但仍然让人感觉到它们的深沉有力张居正摸着高拱青筋高凸的手背。禁不住唏嘘起来。 接着，小说写张居正、高拱英雄相惜，促膝长谈，高拱虽身居乡野，却仍必系天下，关心社稷安危，百姓疾苦，并以锐利的洞察力，指出边界团山堡大捷，实际上是杀良冒功，使张居正深受启迪，不禁“心中忖道：这位高胡子，虽蛰居乡间僻壤，却依然心存魏阙。朝廷一应大事，
11、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这样精心的描写，显然不是厚诬高拱，或粉饰张居正。事实上，这并非熊召政的向壁虚构，而是于史有据的。当时人有一段记载，是研究张居正、高拱的重要史料，文字不长，现摘要抄录如下： 新郑（高拱）既为江陵（张居正）所逐，罢归里中，又有王大臣之，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问其起居，仆泣诉：“抵舍病困，又经大惊，几不自存。”江陵为之下泣，以玉带、器币杂物可直（值也）千金，使仆赍以遣之万历戊寅，（万历六年）江陵归葬，过河南，往视新郑，新郑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视而泣云。是年，新郑卒，无子江陵怜之翌日，恤典下矣。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熊召政写作张居正
12、时，对待历史的考证捋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 我以为，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对于他昔日的老领导高拱，已经尽了仁，也尽了义。但心胸偏侠、固执的高拱，临死之前，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是把他被逼下野的帐，全部算到张居正的头上，全不念旧日的情谊，更无半点感激之心，破口大骂张居正是“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如此行径，用一句民间俗话来说，不过是“临死放了一个挺尸屁”而已。熊召政读过病榻漫言，书中却不忍将此“屁”写出，宅心仁厚，何尝有厚诬高拱老儿之念也！ 三、粉饰张居正了吗？ 马先生文章认为，张居正所谓厚诬高拱，是为了拔高、粉饰张居正。但读上节论述可知，张居正既没有厚诬高拱，粉饰张居正云云，也
13、就难以成立。通观张居正全书，也没有如马先生所说的“把他的弱点写成长处，或为某些不光彩事涂脂抹粉，从而纂改、颠倒历史、粉饰其人。”什么是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或不光彩事？我认为，张居正固然是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改革家不应当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借用鲁迅语）。在小说张居正中，对张居正自身的腐败，主要是行贿、受贿，滥用春药等，在第四卷中，有比较充分的描写，包括他不顾体弱，仍然美人左拥右抱，过度借助壮阳药的结果，不仅热火
14、烧身，头顶无发，大冷天也不能戴帽，而且一截大肠脱出肛门，流血不止，痛苦不堪，拖垮了身体。“出师未捷身先死，”改革事业付水流，酿成“万历新政”流产的历史大悲剧。小说俱在，可以复按。熊召政对他的乡贤张居正，并未护短和粉饰。 读历史当抓大关节处，读历史小说更当如此。马先生用索引式考史的方法，去评判小说张居正，显然是不合适的。若一定要强调小说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无出处，则历史小说岂不成了历史教科书？历史小说家有按历史发展的脉动进行虚构的必要，否则就不成其为小说了。 注释： 1谈迁：国榷卷65，第4078页。 2同上，第4080页。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册，第547页。中华书局本。 4王旭东编著：中国传统性医学第188页。 5王世贞：山堂别集第4册，第1720页。 6明史高拱传。 7文秉：定陵注略第1册，第10页。 8于慎行：谷山笔尘第4券，第4142页。中华书局本。 9高拱：病榻遗言第72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