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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_语言学论文 1.关于马氏文通 历史 地位的评断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引之、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梁启超 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十三） 梁启超这段话，写于1923年。他整理清代学术成就，要解决如何划分研究领域的问题。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有一个现成的学科名称，即“小学”。梁启超沿用了这个名称
2、，但又不满意于旧的音韵、文字、训诂三分法，因为如果采用这种分类法，像文通这样一部书就会无所归属。于是他提出，用“文字学”取代“小学”，作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称，其下再分“字义学”和“字用学”。字义学的对象是“一个字或一个辞的意义”，历来的音韵、文字研究以及绝大部分训诂研究，都包括在里面；字用学的对象是“字和辞的联缀用法”，这门学问还“幼稚得很”，算得上的著作只有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见梁著章十三之一）。由此可见，梁启超已做了把语法学与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专门领域的努力，尽管他还没有使用“语法学”这个学科名称。他看到了马氏文通与以往有
3、关研究的沿承关系。刘淇、王引之、俞樾三人的书， 现代 语言学史家也往往把它们看作语法著作（如何九盈1985: 296302）。但因为借取了西方语法学的概念体系和描述方法，文通又迥然有别于所有这些探讨虚词用法的著作，用马建忠自己颇为自负的话来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例言）。今天，中国学者对马氏文通历史地位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见王力1981:174175；何九盈1985:302；胡奇光1987:331；周法高1980:21,32）。人们把文通视为第一部汉语语法，或者把它视为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这是人们站在中国语言学自身传统的立场上，回顾自己的研究所得而作出的结论。这样一种观史的立场，不是不
4、可以，但不应是唯一的。对此我们应聆听周法高的意见，他说：“所谓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并不限于中国人，我们在讨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时，要把眼光放远大一点，不能只注意到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而忽略了外国人的研究”1980:2）。在汉语语法方面，我们对马氏文通以前西方学者的研究情况了解得不多。也许我们叫得出西方人写过的著作，可是很少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系统地整理一下，探考一番，看看西方人当时在汉语语法研究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语言隔阂无疑是妨碍我们认识它们的一个原因。但也许，人们之所以不过问这段历史，是因为觉得它已很清楚，没有细考的必要。果真已很清楚，没有必要细考了吗？我不这样认为。2.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汉
5、语语法研究在一些中国语言学史家的笔下，西方人研究汉语的历史被大大缩短、简化了。何九盈说，“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不少西方人对汉语进行研究”（1995b:10）。我们不禁要问， 17 世纪初利玛窦写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作西儒耳目资（1625），算不算研究汉语呢？要知道，罗常培肯定耶稣会士对汉语音韵研究的贡献，主要根据的就是这两本书（虽然西字奇迹是否出自利玛窦之手，尚有疑问）。事实上，何九盈本人在新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也用相当篇幅介绍了“明末西洋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的研究”，尤其是西儒耳目资（ 1995a:235252）。或许，何九盈的意思是，19世纪末以前西方人没有探讨过汉语语法？但是，即使
6、专就汉语语法的研究而言，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所撰的下列著作也是不能忽视的：瓦罗（F.Varo）华语官话文法（1703）马若瑟（H.M.de Premare）汉语札记（1731）马士曼（J.Marshman）中国言法（1814）雷缪萨（Abel Remusat）汉文启蒙（1822）洪堡特（W.v.Humboldt）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形式的一般属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1827）中叶以后有：艾约瑟（J.Edkins）中国上海土话文法（1853）儒莲（S.Julien）汉文指南（1866）这样看来，到19世纪末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至少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可是中国学
7、者在评价文通的历史贡献时，却很少考虑到这些著作；我们对文通的评析，基本上是在中国语言学自身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例如根据何九盈（1995b:8890）的说法，马氏文通的贡献有三点：1）“第一次为汉语草创了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2）“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古汉语语法的特点”；3 ）“第一次对古汉语的语法材料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认为，在这三个“第一次”之前必须加上一个说明语，即“在中国学术圈内”或者“在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上”，因为这三件事情里面，至少头两件已经由文通以前探索汉语语法的西方学者做了。本文要举的例子，就是德国人甲柏连孜所撰的汉文经纬（1881）。3.汉文经纬是怎样一本书甲柏连孜（Hans
8、 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 或译加贝伦茨、嘉贝兰，19世纪德国知名语言学家、汉学家，18781889年任莱比锡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兼授东方语言；1889年前往柏林大学就任新设的普通语言学和东亚语言教授职位。其父是有名的满文学家。除了汉文经纬外，甲柏连孜的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语言学的任务、方法以及迄今为止的成就也为学界推重。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里称甲氏“以语言学者贡献于汉学研究”，指出了他与一般汉学家的不同之处（1949:111）。甲柏连孜不仅研究了汉语，而且对中国语言学史也作过一番思考（姚小平1996）。对汉文经纬这部书，中国语言学者并非一无所知。邢庆兰
9、1947年在国文周刊59期上撰文纪念文通成书第50年，文中说到“西洋传教士也有些关于中国文法的著作，如颇为西人赞许的甲柏连孜的中国文法学按即汉文经纬”，把甲柏连孜当作传教士了（见张万起1987:85）。王力（1981:177）在分析文通的功过时，曾以批评的口吻提到甲氏和他的汉文经纬。何九盈（1995b:78）也知道有这本书，并说有一位德国留学生在北大撰文介绍过甲柏连孜的研究成果。但何先生本人较谨慎，对汉文经纬未下任何评语。周法高则对甲氏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古代语法的名著”，“他对中国语法所作的研究，在语法理论上曾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大语言学家叶斯卜孙”（1980:15）。汉文经
10、纬全书一册，分为三卷，549页。第一卷“导论”，概述了汉民族的起源、汉语的历史和地理分布、汉语汉字的一般特点等等。第二卷“分析系统”，旨在详尽剖析语法现象，解释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澄清各种语法意义。第三卷“综合系统”，讨论语言如何运用各种语法手段构词造句，以达到表达思想的目的。书中引用的古汉语例句均为原文，附有注音和德文意译，并且都注明了出处。可以肯定，甲柏连孜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在书中他提到了马若瑟、艾约瑟、儒莲、洪堡特等人的著作。他的汉文经纬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汉语语法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甲柏连孜在撰成汉文经纬两年后，又出了一本汉语语法基础。这是一本供初学汉语的西方人用的浅易语法，可以
11、算是汉文经纬的实用简写本，附有一些中文作品选段和译文。1888年，他又出版了汉语语法论集。4.汉文经纬的语言学基础甲柏连孜不同于一般专攻汉语文的汉学家之处在于，他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语言理论家。他的语言学的任务、方法以及迄今为止的成就（1891）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前西方理论语言学的要著之一。Eugenio Coseriu曾撰“甲柏连孜与共时语言学”一文（法文，收入该书1969年重印本，540页）， 探讨从甲柏连孜到索绪尔语言理论 发展 的连续性。例如他认为，甲氏的Rede/Einzelsprache/Sprachvermogen （言语具体语言语言能力）相当于索绪尔的parole/lang
12、ue/langage，他的innere Sprachgeschichte/aussere Sprachgeschichte（内部语言史外部语言史）相当于索绪尔的linguistique interne/ linguistique externe，而Volksgeist（民族精神）相当于索绪尔的conscience collective （集体意识），等等。莱比锡大学是19世纪后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其中的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据点，甲柏连孜于1878年受聘担任该校普通语言学教授，索绪尔于1876年起在该校就读，他们都受益于德国语言学的熏陶和训练。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探讨甲柏连孜与索绪尔的关
13、系，而是要指出，在汉文经纬中体现出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语言学拥有的理论、方法及立场，而这正是甲柏连孜认识和处理汉语语法所依赖的基础。4.1观察语言的相对眼光西方语言学发展到甲柏连孜的时代，已很少再有人以形态为准谈论语言的优劣。印欧语言的范畴和形式也不再被当作可以适用于所有其它语言的解释原则。在甲柏连孜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本族语言非常挑剔、对异族语言则十分宽容的态度。丰富的形态变化曾被视为语言优越和精神发达的标志（就连洪堡特也未能摆脱这一思想的束缚），但在甲柏连孜看来，印欧语言以往被称道的形式优点恰是其很不合理的一面。比如，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同一形式概念？为什么主语已经显示了人
14、称区别，动词还要变化，配以不同的后缀？为什么要区分语法性别，连 自然 中本不存在的区别也非要安上标签？凡此种种，反映了一种对形式的本能的追求，往往也是精神力量多余发挥的表现，所以，把印欧语言的形式以及基于其上的方法当作唯一正确的尺度，是不可取的（Gabelentz 1891:400）。他指出，“不应将拉丁语法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床强加于异族语言”，“每种语言都具有相对的完善性，即，根据本民族的标准，拥有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不论汉语的那种简单的手段和清晰明了、符合推理的方式，还是其它语言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手段满足实际需求的方式，都值得称颂，很难说哪种方式更好”（同上，91，393，461）。以这
15、种相对的眼光，甲柏连孜试图说明汉语独有的“语言精神”。他认为，在不歪曲汉语精神的前提下，为简便起见可以将印欧语言常用的语法表达用于说明汉语的现象。他吸取了中国学者关于“实字虚字”的划分，并认为“活字死字”的分别也很重要，因为汉语里有许多词既可以作动词，又可以作名词。4.2共时与历时的区分共时性与历时性在甲柏连孜的著作中已得到明确的区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共时”、“历时”这对术语而已。“一种活语言在每一瞬刻都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或者说，语言是一个“同时性”（gleichzeitig）的事实（1891:8）；对一种语言的描写，应当根据“它在民族精神索绪尔的“集体意识”中的每一次的表现方式”来进行（60）。这种共时观与历史演变观相结合，使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得以把古汉语的历史分为若干时期，并对 文献 作了相应的区分（1527）：时期 语体文献1.前古典时期“上古文”尚书、诗经、易经、周礼、尔雅2.古典时期 “中古文”老子、孔子、韩非子、庄子、荀子等3.后古典时期“下古文”佛教著作，程朱 理学 著作等甲柏连孜注意到，承传下来的文言文体与古典时期以后各时代的通俗文体不同，且差别越来越大。后世的文言作品（如朱熹的 哲学 评论），往往有意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