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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_历史学论文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几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
2、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注解：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 不过，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两者都是民国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本人恰是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最力者，故二者可以说是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两大基石，几乎已成为该学派的象征。但二者的互动却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
3、反造成相互冲突甚至对立的诡论性后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个问题将另文专论注解：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参阅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本文仅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学人对山海经这一带争议的旧籍是否可以(及怎样)用为史料的态度转变，初步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勾勒演化路向，不求全面，也无意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
4、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注解：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41页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不少历代论及山海经的材料。这当然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简单回溯一下这一历程却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语境下处理山海经有所助益。 吕子方先生曾撰有十余万字的读山海经杂记，他注意到，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收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4页。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
5、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注解：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9页(标点稍有更动)。ZW) 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一语，吕子方先生据此指出,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后来的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目录多随之。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
6、，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然而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特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详后)。 总体地说,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做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注解：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依司马迁意，承认其为先秦古书(文献通考卷204)。但对于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内容，历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诠释。撰通典的唐人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宋人胡应麟则以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
7、、周书、晋乘以成者注解：均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2页。 朱熹注意到，古今说楚辞天问者，皆本山海经和淮南子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他常疑山海经与此书(按指天问)出入处，皆并缘此书而作。近说者反谓此书为出于彼而引彼为说，误矣。若淮南子明是此书训传亡疑注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标点本，第238页(卷8)；朱熹:题屈原天问后,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册(卷82)，第4251页。本条材料承刘复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从朱熹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宋人也有主张天问出于山海经的见解，此意清儒吴任臣得之，他认为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读此经,天问
8、中许多名物皆原本斯经。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即此可辨注解：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 乾嘉时代是考据大兴之时，有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的见解自属正常。但乾嘉时的清代汉学又向以正统观念著称，且山海经正是在这一时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被从史部地理类革出而归入子部小说类。此时校勘家的视野已及山海经，提示着一种学术多元化的倾向，应为治学术史者所关注。 实际上，乾嘉学者的眼光过去或有被误读的可能，至少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那时山海经这种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其实已被一些人居之以为奇货，甚至可以傲世。最受民国辨伪者尊重的崔述当时观察到，乾嘉时已有一二才智之士务搜揽新异，无论杂家小
9、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以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NFDA2冠矣。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释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第7页。 透过崔述的眼睛，我们看见的是一片泛读杂书和异端书的情景。关键在于这些人可以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则世风似还倾向于他们一边。这其实也是乾嘉治学风格的自然延伸。蒙文通先生注意到,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而好丑
10、诋宋人注解：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其实民初治考据有成的学人亦多承续此读类书的风习，惟不一定正面提倡之；同时民国许多趋新学者也多暗引清儒考据成就而不称，这倒不是故意剽窃，而是因趋新之势太盛，多称引清儒便有自居学术不正确(academic incorrect，此套用今日美国政治正确之义)的嫌疑。本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是中国长期流传的古训，读书尚博的风气也不始于清代，但清代考据大兴显然增强了崇尚淹博的学术风气。在此世风之下，只有多读类书才能较迅速地淹博起来。由于类书中较容易识别的材料很快便被人使用或辑出(关注类书、从中钩辑古书之风气似从晚明已开始)，这一风气发展下去便是
11、读正统士人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因此，在汉学正统观念笼罩士林的同时，也出现了广读群书的趋向。与崔述大约同时而为山海经作注的名家就有前引的吴任臣和毕沅、郝懿行等人，可为崔氏所观现象之旁证。 实际上，崔述自述他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览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无闻集与董公常书，第705页。所以他后来一再反对读杂书，说不定也是自悔的一个表现。崔述的父亲教子读书不重时文,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附录先君教述
12、读书法，第470页。不知他读山经、地志等地理书的兴趣是否便是因此而起?若是，则崔家仍视山经为地理书而不是小说。无论如何，在崔述少年时已出现泛读杂书的风气了。 成年后崔述的观念已相当正统，他认为山海经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后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第110页。其实关于这些郡县名称，颜之推早已指出是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但他并不据此否定此书为禹、益所记注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应该说，就
13、算是汉人所著书，其论及夏代的内容虽然晚出，也未必不可慎采，但这是史学方法的问题，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崔述对当时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这一现象的感叹。 一般认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清代最好的注本，郝氏的见解与吴任臣相类，他虽同意流传的刻本有一些后人羼入之内容，但明确指出此书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变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注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录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页。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意本左传夏禹铸鼎事注解：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
14、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8页。，而与山海经联系起来，是相当有想像力的诠释，但言外之义是书中所述的变怪可能未必实有。综观吴、崔、郝等人从不同角度指责其对立面的言词，乾嘉时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体现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移，该书本是缩编四库全书提要以利学子，但实际上不仅所收书籍和版本大半已出四库范围，且在书籍分类体系上也已有所变革。如史部中就新创了一个子目古史，其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而山海经与逸周书等有争议的书籍一起列入了这一子目，重新回到史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CM(42张之洞在该书略例中说: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而史部所选书则是CM) 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注解：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52、626页(卷206)。在这样的选择标准下纳入山海经，其寓意又别有不同。 这其实反映了张之洞及其一些同时代人的学术见解，在与书目答问同时颁下的轩语中，张之洞特别提倡宜多读古书。他认为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盖皆有考证经义之用也。有这样的见解，在张氏录出给学生读的先秦以上传记(子、史及解经之书，古人通名传记)真出古人手者中，即包括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