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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演义的天命观_古代文学论文 【内容提要】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
2、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
3、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三国演义第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
4、;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
5、(回)、“汉家气数已尽”(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回)。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他
6、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董卓死
7、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回)。可见刘备、诸葛亮都
8、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回);刘备身处危境
9、,“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回)。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回)。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
10、,“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回)。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
11、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才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
12、说是“应天顺人”(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回)。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书中认为预兆吉凶
13、,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回)。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回)。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
14、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三国演义描绘吉凶之兆的地方约三十余处。孙坚、董卓、张飞、赵云、曹丕、孙权、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风骤起”、或“城门无故自崩”,或“江海涌涛”,非止一端。董卓将死,其母感到“肉颤心惊”(回);关羽被害,刘备“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回);张飞遇难,刘备也是“心惊肉颤,寝卧不安”(回)。这种相关人物感官心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兆示。一般说来,三国演义言及
15、国家、人物凶难幽微之时,往往都有凶兆。汉代桓灵失政,国祚将终,书中便言有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魏室衰败,则有阴风灭灯等凶兆。而天子出生出行,或朝代兴起,又往往有吉兆异兆相伴。例写曹丕出生,有“青紫色云”“覆于其室”(回);阿斗被难,有“红光”相护等。书中一方面显示世事先兆,一方面也写政要人物寻求兆示以祈避祸得福。曹魏代汉自立,要报称有“凤凰来仪”、“麒麟出现”(回);蜀汉立国,也称说有“祥风庆云”之瑞(回)。把兆示作为说明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据。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等人很重视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何吉凶,而每一个兆示,在书中无不应验。刘备接应关羽,行间青旗倒卷,一鸦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诸葛亮占课知“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果然关羽攻取长沙,又得黄忠、魏延二位降将(回);诸葛亮正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诸葛亮就占一课,便定“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应在赵云病重而死(回)。借助占卜解释兆示,预测吉凶,在三国演义中也是事事必应的。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占卜的高手,诸葛亮之外,还有孙翊之妻徐氏及吕范、庞统、管辂等。徐氏一日卜易,得一大凶卦象,劝其夫孙翊慎行,孙翊不听,结果被边洪所杀(回);管辂堪为神卜,他应曹操之请为卜天下之事,预言:“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后果应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