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 李春梅（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Reference：周作人的妇女解放思想萌芽于晚清时期1904年到1907年，周作人在妇女解放主张截然不同的妇女报刊《女子世界》和《天义》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女权《女子世界》将妇女解放置于民族解放之下，具有激进民族主义立场，是晚清妇女解放主流话语的代表处于边缘地位的《天义》从女性本位出发倡导女性解放，同时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周作人的妇女解放主张与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他的独特之处在于重视思想启蒙、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初步具备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立场，这也造成了周作人晚清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在矛盾晚清时期周作人的主张和看法为他此后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理论基础Keys：周作人，晚清妇女解放思想，矛盾，人道主义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the writings published on journals Women´s World and Tiany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thesis sketched the relation between Zhou Zuoren and the Move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at that time, and revealed the real appearance of his concepts about Women´s Liberation. Women´s World took Women´s Liberation as one part of national liberation, while Tian Yi owned obviously anarchism and feminism. Though relative with the above thoughts, this paper argued that Zhou Zuoren´s Concepts had unique features, respecting women´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holding humanism. Overall, Zhou Zuoren´s Concepts about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nner contradicion, provided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his later women concepts.Key Words： Zhou Zuoren, Concepts about Women´s Liberation，Contradiction，HumanismI206.5：A：1673-2111（2012）10-0132-03周作人在总结自己四十年来为文的思想时说：“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
[1](57)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贯穿了周作人的一生，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妇女解放观妇女解放思想，遂成为周作人研究的一个大问题然而，已有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五四时期，将周作人的妇女解放思想作为完整的体系进行论述，相对忽略其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忽视其妇女解放思想的起点，晚清时期周作人从清末即开始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后在清末两大妇女刊物《女子世界》和《天义》上发表文章，倡导妇女解放，由此和晚清思想界发生种种关联，而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也在此时正式起步本文追根溯源，试图通过考察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了解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真实面貌，为重新解读其妇女解放思想，提供新的逻辑起点一投稿《女子世界》，标志着周作人开始参与晚清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宣告周作人正式亮相晚清文学界和思想界，这对周作人的一生来说意义特殊《女子世界》创刊于1904年，1907年7月停刊，是近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妇女报刊之一当时正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周作人，从同班朋友陈君处偶然读到《女子世界》，遂向《女子世界》投稿1904到1907年间，周作人以“吴萍云”、“碧罗女士”等女性笔名，自《女子世界》第5期始，先后刊出《偶作》、《说死生》、《论女子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侠女奴》、《题〈侠女奴〉原本》（诗十首）、《好花枝》、《女猎人》、《荒矶》、《女祸传》、《天鷯儿》、《〈造人术〉跋语》。
从持续的时间和文章的数量来看，自动来稿而被采用的周作人，可谓《女子世界》后期主要撰稿人之一诗歌《偶作》，是周作人发表在《女子世界》上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文学生涯中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全诗如下：迅急风潮催大梦，主人沉醉两昏昏三千年代文明国，百万同胞孟密魂黄祸徒传风鹤警，黒奴犹是帝王孙凄凉读尽兴亡史，东亚明邦有几存亡国遗民剧可衰，苏门铜狄尽尘埃不堪故国歌禾黍，莫问昆明话刦灰大地山河如梦里，王孙芳草偏天涯中原不少罗兰辈，忍把神州委草莱诗作透露了诗人强烈的种族意识和忧国情怀，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活动和妇女思想定下了基调，即其着眼点在于救亡图存这一点，同当时绝大多数提倡妇女解放的进步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同而实际上，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周作人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背景和理论来源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梁启超对他们的影响不可小觑，其中自然包括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期间，经常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书报，其中重要的有《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这两份报纸都发表过梁启超本人以及其他倡导者撰写的提倡妇女解放的文章1903年4月份，周作人还收到过鲁迅寄来的《世界十女杰》（一册），这是晚清相当流行的介绍西方女性解放楷模的启蒙读本。
因此，周作人对维新变法以来流行的妇女解放思想，并不陌生相反，还欣欣然接受了其滋养《偶作》中对“罗兰辈”的期待，实则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和共鸣就妇女解放思想而言，晚清知识分子主要从“破”和“立”两方面进行了建构破”即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立”则是介绍和引进西方妇女思想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提出新的女性规范和女性标准这种建构在维新变法之前早已开始，维新变法之后得到长足发展，风行一时作为后来者的周作人，十分敏锐地参与到时代共名之中他深切同情女性的遭遇，小说《好花枝》以花喻女性，通过写花在风雨中的零落和看花人阿珠的心理活动，突出女性生存环境的险恶，表达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对摧残、压迫女性势力的批判在《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中，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实际地位，“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2](88)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特点的是针对“女祸论”发难的长文《女祸传》针对红颜祸水、祸国殃民的“女祸论”，周作人提出批评，认为国破家亡的责任并不全在女子，“夫野蛮之世，扰乱种子，早伏于平和之中，靡时不可以爆发独夫锦衣玉食，又日沉酣于醇酒妇人，如是之家国，更何有者。
乃以覆亡之首祸，独披诸弱妇人之身，此壮夫之所不为，亦史家之所深耻者矣[3](40)周作人由此将“女祸论”斥为谬说，应该说，这一辩护公允、全面、深刻，堪称无懈可击但是，文章接下来对陈圆圆的评价，破坏了其辩护的完美和文章观念的统一，也暴露了晚清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矛盾性当男女平等与民族问题相遇，男女平等不可避免地被搁置和遮蔽，“女祸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合法性周作人认为，陈圆圆“无愧于女祸之名”，她“生当国家多事之秋，前不能激劝夫子，光复中原；自陷于闯，复不能如方芷之一死，以坚其志卒使雄关不守，铁骑纵横，而四千余年之古国遂永沦矣[3](45)反观周作人对“女祸论”的斥责，显然，周作人对陈圆圆的判断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按照文中周作人驳斥“女祸论”的逻辑和理由，他应该为陈圆圆辩护而不是指责其为“女祸”这种明显的矛盾不仅显示了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浸染，对初出茅庐的周作人来说，获得对传统文化超越性评判，绝非易事；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彰显了晚清时期周作人对女性解放的态度从女性的角度单纯地谈论女性在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周作人可以冷静、客观而犀利；但是当把女性与近代历史联系起来，在民族存亡的背景之下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女性问题，客观与冷静顷刻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救亡图存的热忱和焦虑，女性问题自然被归于民族问题之下。
想像和塑造能够承担民族解放之重任的新女性--“女国民”，遂成为《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重点他批评中国传统女性“情如小鸟，弱不禁风，多病多愁，工啼善怨”，这种柔弱的女性自然不堪强国保种之重任，是过时的“十九世纪之女子”周作人转而倾心呼唤二十世纪的新女性，“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她们“将易陌头杨柳，梦里刀镮之感情，而尝弹雨枪林，胡地玄冰之滋味[2](88)周作人期待这些强健的女性成为“国民之母”、“文明之母”，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诞佳儿、育人才循此思路，周作人利用文学作品，为中国女性提供具体可感的女性典范周作人树立的第一个女性典范是《侠女奴》（即《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中的曼绮那，她机智、冷静地帮助主人除掉强盗，大受周作人的赏识，“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4](43)为此，周作人特意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命名为《侠女奴》，以强调和突出曼绮那的形象以周作人的水平，他不会看不出这一则故事的中心之所在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周氏兄弟在忠于原文方面首屈一指，但是因为有借文学形象启蒙中国女性的目的，因此周作人首先在题目上做了策略性的调整，并在译文中强调曼绮纳的“侠义”、“胆识”和“机智”。
如果说《侠女奴》是从“心智”上对“女国民”提出新的要求；改译的《女猎人》，则从“体魄”上对女性表达了类似的期待在民族解放的前提下，“以男性为标尺改造女性”，[5](88)不可避免成为《女子世界》时期周作人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这也是时代的局限二1906年，周作人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资源，视野日渐宽阔，兴趣日趋广泛，但是他依然持续关注和思考中国妇女问题在1907年7月《女子世界》停刊之后，周作人以“独应”的笔名，转而频频投稿“女子复权会”机关报《天义》《天义》于1907年6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办人刘师培、何震夫妇该刊鼓吹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第一份无政府主义报刊区别于其他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是《天义》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这也正是《天义》吸引周作人的地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天义派具有明显的反民族国家立场，对当时以民族解放为前提和目的的妇女解放主流话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何震在《女子复仇论》中批评从事种族革命的女性，“从男子之后，以拾种族革命之唾余，夫满洲之革命，故不可不革，然吾则以为汉族之君其祸甚于异族之君汉族之君主，其功愈高，其蹂躏吾女界也愈甚[6](1)基于这种认识，天义派将晚清妇女解放的重心由民族解放转移到男女平等上。
天义派旗帜鲜明地提倡性别革命，视男性为革命对象，“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7](3)提出女性要向男性复仇，并倡导女性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平等，“女子欲求平等，非徒用抵制之策也，必以暴力强制男子，使彼不得不与己平[7](6)显然，天义派的性别革命主张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从性别经验和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出发，天义提出要在道德、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等方面实现男女绝对平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男女革命之外，还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