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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物语:王蒙小说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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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物语”王蒙小说侧论    陈俊Reference:解读王蒙小说叙事要掌握一个Keys,那就是“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万岁、重放的鲜花——青春无悔、季节的献祭——青春怀旧,是王蒙小说“青春物语”三部曲生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思考在庙堂和民间的夹缝之间,决定了王蒙创作的内在冲突性从献祭性的共性叙事到消费性的个性叙事,“多变”视角使王蒙小说叙事别具创新性和生命力 Keys:王蒙小说;青春;叙事视角 I206.7 :A:1003-854X(2011)06-0110-04 一、生命体验和诗意理想:“青春物语”三部曲 1. 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万岁 王蒙最初是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青春英姿蜚声文坛的王蒙早期小说叙事腔调单纯而又充满激情,他因小说声名鹊起,也因小说罹难1963年至1979年,王蒙有16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 革命理想、殉道意识、忘我精神与狂热的政治信仰,是年轻的王蒙精神世界里核心的东西与老一辈革命者不同的是,王蒙并没有过多地经历革命的挫折与失败,革命迅速成功带给他们的主要是浪漫的激情和单纯的红色革命理想这种“青春+革命”的文化性格如同血液的颜色,积淀在他人格理想的深处。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正是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作家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王蒙在革命中获得了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像王蒙这一代革命者,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感受,不完全是凭借身体力行和耳闻目睹,同时还有着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作为背景和基础”① 王蒙后来回忆《青春万岁》的写作时说:“在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初稿写作的时候,我刚满19岁19岁当然是一个抒情的年岁,一写起来,我就充满青春和革命的激情,我觉得,我是在写一首诗《青春万岁》显示了王蒙最初关于创作的基本观念那么清晰,那么纯真!歌唱生活的王蒙,形成了创作之初的特点:活跃在生活中,易为生活所感染;重人物人性和心理刻划甚于故事情节的编排布局;叙述中时有抑制不住的激情抒发青春、激情、音乐和诗,这些要素集中凝聚于王蒙的这部长篇小说之中 2. 重放的鲜花——青春无悔 王蒙在《我在寻找什么》一文里说:“对于青春,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信念,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我仍然忠贞不渝,一往情深可以说,正是这种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人生理念,使王蒙与更年轻的一代宣扬“我不相信”的作家(如北岛等)形成了思想观念、题材取向等方面的差异。

1979年2月,在沉冤20余年之后,王蒙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王蒙又重新获得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王蒙觉得自己“50年代的写作,好像只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事文学活动的一个序幕经过20年的锻炼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生活现在开始了”②王蒙内心被压抑了多年的创作激情火山爆发般倾泻而出,重又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对于王蒙这一批“重放的鲜花”来说,积压20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20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有过怀疑和经历理想破灭的苦痛,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王蒙在《我在寻找什么》一文里说:“不论我怎样欢呼这二度的青春,怎样愿意一切从二十三岁开始,愿意去寻觅二十四年以前的脚印,然而我的起点毕竟已经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几岁了……尽管回头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使我伤感,使我含泪微笑,使我壮心不已,然而,同时也有一种麻木的隔世之感。

但是,王蒙依然认为:“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于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和教训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王蒙迎来了文学和人生的二度青春 复出后的王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奉献出了一批式样别致的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都在全国小说评比中获奖尤其是王蒙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布礼》等五个中短篇小说,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这给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不管历史发展有多么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因此在对理想的讴歌时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艰难性,同时,在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时,也抱有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青春无悔”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里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定了这种人生观 3. 季节的献祭——青春怀旧 如果说王蒙青年时期写的《青春万岁》还是稚嫩时期的创作的话,那么他的“季节”系列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在他的成熟时期以新的思想境界对历史现实的洞彻,是“追忆逝水年华”。

《青春万岁》是一个诗人在尽情地倾泻,是单纯、热情,是水面荡起的双桨,是对青春的赞歌;“季节”系列诚然也有对革命的歌颂、对青春的眷恋、对爱情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对那段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复杂情感的评判,是感伤、无奈,是崎岖的山路,是怀旧的老歌 “季节”系列长篇塑造了很多人物,青年布尔什维克,革命青年,革命干部等他们的年龄是不同的,出身、家庭、性格、职业、最终的命运也是不相同的钱文、赵林、周碧云、舒亦冰、满沙、洪嘉……王蒙生动地甚至夸张地描画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作品展现了解放后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的人物画像,有的人物贯穿始终,如钱文等人季节”系列的更大特点是揭示出他们对于社会政治反应的相同性、相似性和经验的相似性尽管他们具体的个性、命运不同,在不同“季节”的表现不同,但他们拥有的深层心理经验却是类似的 王蒙借用四个不同季节形象的隐喻和象征,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从“恋爱”至“失态”、由“踌躇”至“狂欢”的复杂生存状况和精神演变,抽象成具有历史阶段属性的理念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成功操练,构筑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经创伤的心灵史 作为具有强烈读者意识的作家,王蒙清醒地意识到政治事件与政治术语的大量运用对从内心深处已深深厌倦了“政治”的普通读者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王蒙要面对的是到底该顾及读者的阅读期待还是该真实地还原历史情境的两难选择就作家最为根本的创作动机而言,他的‘季节’系列乃是要真实地表现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③而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政治化是当时的客观社会现实情形,因此,尽管王蒙真诚地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少写一些政治事件,少用一些政治术语,但在小说文本中,王蒙并没有规避政治性词语的反复使用 张抗抗认为“季节”系列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创伤、残缺、恢复、重生的苦难历程”,“王蒙作品中的政治和革命,是感性的政治、人性化的政治、审美的政治”④也许,关于青春、政治、革命,这些话语总是能直指王蒙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点燃王蒙小说的创作激情,进而迸发出绚烂的生活火花;也许,这些语汇注定要纠缠王蒙一生 二、在庙堂和民间的夹缝间:“青春物语”的内在冲突 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精神个性的外在延伸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存在着某种规定性的影响几千年来,伦理化倾向、义务感、忧患意识深入中国文人的灵魂,他们往往都曾经有过“济世”、“兼济天下”的雄心忧患意识是20世纪中国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最沉重的心理焦虑对于王蒙来说,这种传统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他们常常站在文化立场上对现实进行批判,而王蒙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生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生活在文化思考与世俗生活之间这决定了王蒙处境的内在冲突性,实质上王蒙的“青春物语”叙事往往是在这道深深的夹缝中诞生的 少年布尔什维克,区团委干部,“右派分子”,农民,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这一个个身份代码积淀成了王蒙特定的精神气质王蒙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沉浮决定了他应成为主流文化的“卫士”,他的作品也应代表着宏大、权威、传统、中心的主流政治话语事实上,王蒙早期的文本创作确实顺应了主流政治《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创作,充满了对青春、革命、理想的礼赞复出后,《布礼》、《蝴蝶》、《杂色》等基本上仍高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些小说尽管是片段性的,但相当真实地记录了王蒙的革命历程、政治际遇和理想追求 依王蒙的才情素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如果他沿着这一创作主题继续写下去,他最有潜力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庙堂小说家这不仅与王蒙在政治上的地位相适应,也符合读者大众对他的审美期待但是,自80年代中期后,王蒙创作了《球星奇遇记》、《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等一系列讽刺荒诞小说,这类小说叙事基本上可以解读成一幅幅当代政治文化心态的图谱。

由于文本所具有的虚构性、象征性,并且大量运用夸张、变形、寓言、隐喻等手法,不仅渐渐消隐了王蒙的自我形象,主题也变得模糊和宽泛起来 王蒙小说叙事上的这种变化既有内因也有外因首先,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以及在政治运动中“不幸中有幸”的特殊地位,都使他对这个时代的乌托邦精神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整个身心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浸透,在艺术构思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这段奉献了他青春、理想和爱情的岁月最真诚的讴歌;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曾经付出过的代价恼怒不已,并且常在文字中嘲弄和颠覆它的神圣性后者使王蒙多少有点与王朔相接近,尽管他们身处庙堂与民间的两端 其次,对于一直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王蒙来说,从过政的他与没从过政的知识分子的风格并不太一样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追求思维的彻底性、精神的纯洁性、价值的纯粹性,如鲁迅、萨特等而王蒙作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那么纯粹,其叙事方式往往泥沙俱下,表现方式也不纯粹即使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比较注重文学创作的现实性,讲究修辞策略,讲究适度,讲究分寸,讲究时效,讲究社会的可接受性 再次,就中国现实环境来说,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有所疏离,但是,它们之间仍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胶着状态。

对于在政治上具有特殊身份的王蒙来说,体会自然比一般人更加深切就其创作本身来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意识流冲击波等,王蒙在艺术上每进行一次创新,都会引起文坛一片震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会招来否定式的批评综观对王蒙的文学批评,与对其他作家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仅此一例,我们便不难理解王蒙的政治性小说为何在表现形式上越来越趋向幽默化、荒诞化、象征化 最后,在庙堂与广场的夹缝间,还有一种来自民间和自然的文化语言对王蒙的影响依据陈思和的民间批评理论,“民间”与“庙堂”、“广场”等概念相比较而存在,其内涵所包容的空间范畴也因这种比较而界定:“民间”是与“庙堂”(国家政权)相对的一个概念,泛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社会空间⑤在文化形态上,“民间”保存了相对活泼、相对自在的审美风格,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从总体上来说,在意识形态、民间和先锋三种写作样式中,王蒙并不能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化作家另外,虽然《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可以说是80年代“最初的先锋写作”,但王蒙却又不能称为“先锋作家”王蒙无疑应归入固守意识形态中心的那一类作家的行列王蒙的矛盾,恐怕就在于他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理性和道义上的看护人,又对民间生活世界一往情深。

于是,在当代庙堂、广场与民间的三极之间,王蒙不得不以低调的姿态穿行 当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学家和作为一个有政治家的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之间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平衡和调解在这里便是一种缓冲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深层变革并且对立的因素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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