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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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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特征    赵凌云 夏 梁Reference: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同的制度特征,即内生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的,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目标特征,即国家目标与人类目标的兼容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生态自觉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路径特征,即主动性、发展性和系统性Keys: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特征D61 :A :1004-0730(2013)03-0050-07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系统提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实现了从指导思想到总体布局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创新到顶层设计的转变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已经明确的前提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实现这一总体布局和达成这一顶层设计的路径,即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学术界和决策界现有研究主要是关注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具体建设举措有关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1]本文主要从现代化进程和比较的视角出发,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比较,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特色、目标特色和路径特色一、 制度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生性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追求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从社会制度角度看,迄今为止不同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可以区分为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较高程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但是,这一道路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特征,即外在剥削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性的制度特征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冲突的,资本主义是反生态的社会制度[2]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到严重的生态约束,这些约束在资本逻辑框架内难以破解,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生态剥削的方式突破了生态约束,进而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达到了较高程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这一成效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他国生态剥削、生态掠夺、生态破坏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剥削性。

这一特征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三种生态剥削形式一是转嫁生态包袱这一方式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将殖民地作为转嫁生态包袱的场所这种生态包袱的转嫁成为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动力[3]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将生态耗费大的食品生产转移到欧洲大陆,将棉花生产转移到印度,将矿产生产转移到南美洲和非洲,减轻了自身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负担当前,发展中国家依然被发达国家实施污染转嫁如根据欧洲环境局披露的数据,1995~2007年12年间,由欧洲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纸张、塑料制品和金属垃圾增长10倍这些污染物的处理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为了转嫁这种包袱,欧洲国家将这些垃圾输往穷国,这不仅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更重要的是将处理这些废品的成本节省了3/4[4]二是超额消耗全球生态资源这一方式产生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1987年,人类生态足迹第一次超出地球自我更新能力原因主要在于高收入国家超额消耗资源当前高收入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5倍以上,它们的人口只占全球的15%,却消耗全球能源(石油当量)的51%从污染角度看,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一半来自高收入国家。

[5]根据计算,如果人类按照美国生活方式生活,地球只能容纳14亿人,以欧洲标准生活,只可以容纳21亿人,而当今地球上已有68亿人,2050年将达到90亿人[6]三是生态欠债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汉斯-约阿希姆·舍尔恩胡伯估计,与工业化初期相比,世界气温升高了3.5摄氏度,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温室气体排又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发达国家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在1850~2005年间达667吨,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52吨,而英国为1125吨如果按照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减半计算,发达国家现有排放已经大大超过其应有份额,[7]在全球形成了巨大的生态欠债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征,即外在剥削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即内生性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亲生态的制度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排除资本逻辑,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正如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社会时就指出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8]。

因此,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内生要求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与生态文明不兼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这与生态文明的精神是一致的以人为本是生态文明的首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打破把物质财富作为社会生产基本目的的物本发展逻辑,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生产核心价值的制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以满足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具有本质区别,能够最终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第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内生的这是由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的西方国家依托产业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霸权、技术优势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和话语霸权,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生态剥削和生态转嫁显然,中国不仅没有殖民地,而且长期以来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因此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对他国进行生态掠夺和生态转嫁,对他国进行生态遏制更是绝无可能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交流中,只会走互惠互利的道路当前,在整个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中国正在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建立在对外剥削的基础上,而是以自身责任和能力为基础。

二、 目标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目标和人类目标的兼容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剥削性决定其目标的偏狭性,目标的偏狭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目标和人类目标是冲突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整体性,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目标与人类目标是兼容的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本国资本利益和本民族利益这一目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如前所述,在全球生态意识尚未形成、生态保护全球化格局尚未形成的时期,这种目标的偏狭性主要表现为掠夺别国生态资源、向外转嫁生态包袱、扩大自身的生态空间当代,在全球生态意识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性的行动,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具体表现为谋求生态霸权即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生态资源分配体系,以产业优势、结构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标准优势、价值链优势等先发优势为手段,构建和维持自身的生态霸权当前,资本主义国家谋求生态霸权的手段,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加快技术进步、实施产业结构转型、推进经济政策绿色化等,以期抢占生态发展制高点对外则主要采取生态壁垒、生态遏制、生态暴力等手段具体来讲,一是生态壁垒发达国家利用先发的产业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标准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产业和生态技术进行市场限制和标准限制。

例如,美国在2010年就启动了对中国绿色环保产业的“301调查”二是生态遏制发达国家通过占领生态技术制高点,掌握生态话语权,并依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链条,以应对气候变暖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名目,以绿色标准、环保标准等为手段,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生态遏制[9]三是生态暴力正如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指出,“在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这一原本善良的初衷逐渐蜕变为一种野心勃勃的思潮和运动,显露出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场运动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干涉自由和经济运行,成为政客和科学家夺取话语权、打击异己的武器,甚至演化为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暴力’工具,成为发达国家谋求改造世界支配权的手段”[10]由于以谋求生态霸权为目的,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目标与人类目标是冲突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自身环境保护,推进自身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深远的制约,从而制约了整个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进程和水平的提升一是造成他国生态流失一些原殖民地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帝国主义的生态破坏和资源掠夺好比切开了一道“血管”,形成严重的资源流失和生态资源流失,背上沉重的生态包袱,难以顺利推进内生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流失”。

[11]二是限制他国生态空间西方国家以绿色壁垒和绿色遏制为基本手段对他国生态空间的限制愈演愈烈例如,中国出口空间在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下缩小据统计,中国2002年开始便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绿色贸易壁垒”[12]西方国家通过所谓绿色标准,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例如,2010年5月,美国公布一项降低汽车油耗和排放的国家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每辆车平均生产成本提升1300美元而美国政府根据环保标准对美国生产厂商给予补贴这就实际上相对提升了中国出口美国汽车的价格,提高了中国汽车出口美国的市场门槛,使中国汽车拓展美国市场空间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实施对他国生态责任的非均衡分配当前,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生态优势地位,在不合理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全球气候责任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抢占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战略制高点,力图保持自身优势,进一步抢占生态空间,限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偏狭性的,即谋求国家的生态霸权这种偏狭性严重约束他国发展,约束他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进程,因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目标是冲突的与此相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目标是实现发展文明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整体转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肩负全球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崛起。

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目标与人类目标是高度一致和兼容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文明的整体转换,民族的生态崛起历史经验表明,跟上人类文明步伐是民族复兴的势能一个国家把握文明的转换契机,就会顺势而兴荷兰、英国、美国、日本曾经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先行者,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抓住了文明转换的机遇相反,错过人类文明转换契机,先进的国家也会转向落后,西班牙、葡萄牙曾经领先世界,但是,由于错过文明转换机遇,先后进入发展停滞状态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由于文明转换的滞后,错过了民族复兴的机遇19世纪中期,西方已经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的转换,开始从商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没有及时把握文明的转换的趋势,沉湎于农业文明辉煌的幻觉,沉迷于“天朝”和“中央之国”的幻想,闭关锁国,不仅没有及时发展工业文明,而且敌视发展商业文明,导致中国失去一次赶上人类先进文明列车的历史机遇,导致文明转换滞后,最终从农业文明领先者转变为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落伍者因此,文明转换往往是一个民族实现崛起的历史机遇民族崛起从时点上看取决于民族崛起进程与文明转换进程的契合程度当前,世界发展的地理重心开始从欧美地区向亚太地区迁移,人类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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