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_历史学论文 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
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
[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
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同书《胡综传》也载：“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9]，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应之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从他的问话显然可听出对孙权“不知学”的嘲讽之意，张咨虽为权开释，但也可明了权求学不以儒学为务的特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所载权教导吕蒙、蒋钦求学及自述其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
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倖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二）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
’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