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承诺的“二战”往事兼论先锋文学视野下的“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 上海 刘春 黄平Reference：适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今年出版的新作，阿益的长篇小说《1938年的诺言》讲述的正是一段发生在1938年上海的传奇故事本文对此文本进行解读，并指出如果单纯地依赖“反法西斯”论述来激活抗战文学，这种普世化的想象可能过于天真中国终将加入到全世界的价值论述之中，这需要我们对何谓“国家”、何谓“世界”，做出双向度的思考与突破Keys：阿益《1938年的诺言》 先锋文学 反法西斯1938年，法西斯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危机初露端倪这一年的2月4日，希特勒改组德国军队，担任德军最高统帅，随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法等国签署了软弱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咄咄逼人的德国就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仅四周之后，美洲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一出“火星人正在袭击地球”的戏剧，竞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惊慌失措，人们冲出房门，抱头痛哭，祈祷上帝，打，留遗嘱……巨大的不安全感，成为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理底色在远东，同年2月5日，日军结束了持续六周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上海，已于一年前的“淞沪会战”后沦为孤岛。
曾经的“十里洋场”，一时间各种力量明争暗斗，风云变幻，前途莫测适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今年出版的新作，阿益的长篇小说《1938年的诺言》①讲述的正是一段发生在1938年上海的传奇故事钟表店的青年老板孙景行无意中被卷入少年时暗恋的女子杏珍的神秘生活，继而参与到暗杀日本高级军官与接送重要军资的行动之中然而，与以往时间精准、意义清晰的关于“二战”的“大叙述”不同，《1938年的诺言》完全是由个体来讲述的小说开场，风烛残年的孙景行在敬老院中面对采访者，徐徐讲起自己所经历的“二战”往事饶有意味的是，讲述之前，老年孙景行不无嘲弄地回望亲历的一段段历史时间，以及宰制历史时间的“大叙述”：六十年前，我倒是很想谈，可我不知道该向谁谈；五十年前我想谈，可人家说，你还是先把自己的问题谈清楚吧；四十年前我想谈，红卫兵把我打倒在地，不让我谈；三十年前我想谈，可那时候人人都抢着说话，没有人听我谈；二十年前我还想谈，可人家都说时间就是金钱，谁耐烦听我说这不值钱的陈年烂芝麻？小说的叙述在老人的回忆中缓缓展开故事主人公自我介绍“姓孙，名景行”，有一个离家出走的混混大哥孙景义，父母双亡后孙景行子承父业，成了孙记钟表店的老板。
小说特别强调，孙景行最为得意的不是做钟表生意，他的专长在于机械修理无论多么名贵或者破旧的钟表，只要出了问题，到了孙记总能得到解决在孙景行的世界里，“时间就在钟表店里的滴答声中慢慢溜走”，一切清晰而安稳然而随着幼年伙伴杏珍的出现，孙景行按部就班的生活出现了裂痕杏珍声称在西餐厅打工，寄居在孙景行家里，[来自W]而当孙景行鼓起勇气向杏珍表白时，却发觉杏珍似乎有难言之隐一天夜里，杏珍负伤回家，带着凄苦的神情请孙景行答应帮她做一件事——万一哪天她不在了，请孙景行去两人小时候常玩的地方看看第二天，杏珍陈尸街边，被残忍杀害陷于痛苦中的孙景行重访旧地，发现了杏珍留给他的一只装在首饰盒里的珍珠耳环，和一张写着零星字句的小纸条：松井毙，美人来原来杏珍是重庆方面的特工，铁血锄奸团的成员自此，孙景行承担起对杏珍的诺言，卷入重庆方面暗杀日本军官松井的行动之中，同时央求大哥孙景义帮忙，预谋除掉直接杀害了杏珍的日军走狗、上海黑社会老大吴四博松井毙”后，孙景行发现自己原来只是枚任人摆布的棋子，而伴随“美人”来的，却是杏珍委托他的真正使命——接手并秘密运输一批医疗物资到根据地孙氏兄弟就这样被卷入日本侵华势力、汉奸、国民党、上海青红帮、四川袍哥等多种力量之间，一次又一次被利用和出卖。
1938年的上海，爱情与欲望，道义与利益，理想与背叛，一切复杂交织成充满杀机的迷局更为致命的是，孙景行在实践对杏珍的诺言时，常常怀疑自己所牺牲的一切是否值得杏珍留下的谜团扑朔迷离，不断有人付出生命代价，抽丝剥茧般得出线索，却似乎总是难以抵达真相杏珍到底是谁？孙景行在一开始被告知杏珍是铁血锄奸团的一员，但在小说最后，地下党出面，杏珍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她也许是党员，甚至于还活在世上？故事结尾时，人去楼空，桌上赫然出现了一张有杏珍笔迹的新纸条归属难以确定，生死不可捉摸，在各种大叙述之间，孙景行靠着坚守承诺的决心，在战争中辗转流离和小说内容层面对于意义的架空相对应，小说的形式层面，尽管整体上仿佛是一个谍战式的通俗故事，但整个故事套在一个更大的“不可靠叙述”结构之中叙述人在开篇就表明“对一个老人的回忆，不要抱太大的期望”，采访组告别离开，敬老院院长神情古怪地送行，劝记者们对这个老人的故事不要当真众人狐疑之际，院长道出另一番真相，原来老人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他口中的孙景行：我们又问：“既然老人家不是孙景行，那他又是谁？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院长抬头望望深蓝的天空，慢慢地说：“他就是孙景义这不吝是惊雷般的揭露。
小说全篇都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展开，结尾处读者却发现不消说诸种冠冕堂皇的大论可疑，连这个“我”也不可靠依照敬老院院长的说法，真正的孙景行在行动之初就失手遇害，因拒绝援手而陷入懊悔中的大哥孙景义从此耳边不时响起钟表的滴答之声，大白天也见到弟弟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孙景义神智错乱，直到有“一天自言自语结束后，他干脆宣称自己就是孙景行，帮杏珍完成任务回来了，而大哥孙景义，已经在帮他的过程中牺牲从此以后，孙景义就变成了孙景行，而帮杏珍完成任务这件事，经过一次次的讲述和补充，就变成他现在讲的样子了”采访组最终也没搞懂，故事中发生[来自www.lW5u.Com]的一切，究竟是古稀老人的亲身回忆，还是丧失亲人之后的迷乱想象，现实与虚构的边界晦暗不清这对于“口述实录·还原历史”的采访目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记者们在叹息中登上大巴，挥手告别之际，院长突然又请大家缓行，站在车窗外宣告：“我是他的儿子——小说就此结束原本最“正常”的院长，恍惚间却自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鬼气先锋文学、第六代电影以来困扰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二十多年的、作为历史隐喻的“父子关系”，再一次在今天的作品中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踪影七十年转眼过去，这一瞬间又凝聚了多少历史的沧桑烟云？如今重提历史，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故事的“意义”？ “二战”在世界语境中被叙述为“反法西斯战争”，这种历史命名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叙述。
众所周知，“法西斯”音译自拉丁语“束棒”，“束棒”是古罗马的一种刑具，在一束木棒中间插着斧头行刑时，先从“法西斯”上抽出木棒抽打犯人，再从“法西斯’中抽出斧头将其斩首墨索里尼1921年成立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以“法西斯”作为该党标志，后来，“法西斯”一路沿袭到希特勒的纳粹党（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盟国遂以“法西斯”指称德、意、日等轴心国在这种命名中，“法西斯”意味着对于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霍布斯鲍姆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中谈道：“从墨索里尼所谓的‘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巅峰的二十年间，自由政治制度的盛况却发生灾变，开始迅速地消退②在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的此消彼长中理解“二战”，一直是支撑西方“二战”研究的价值论述对于西方而言，尤其是对于战争发生于境外的美国而言，“二战”当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长期以来我们所熟悉的是“抗日战争”，而不是“反法西斯战争”除了日本之外，中国在“二战”中没有与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正面交锋；除了远征军的历史之外，“二战”对于中国基本上是中日之间国与国的战争。
基于中国近现代史，无论以1931年还是以1937年为节点，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的入侵，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一百年间外敌入侵的一部分这种入侵不是基于文明的冲突，而是领土扩张的野心无论亡国灭种的焦虑，还是保家卫国的雄心，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来理解与阐释中日战争此外，中国尽管是位列同盟国的重要成员，但在价值立场上和英美之间有明显差异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场，“共产主义运动，往往被视作1945-1989年间对自由政体的最大威胁”③原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极权主义，也被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形容社会主义政权在西方的偏见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政治方面都实行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都干预自由市场，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在文化方面都严格控制宣传、教育与传媒，注重意识形态灌输在“冷战”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很难以“反法西斯战争”来指认抗战，索性以“抗日战争”取代这套叙述就文学而言，对于“二战”的文学表达，一直是以“抗战文艺”这一民族国家框架来转化“反法西斯文艺”根据房福贤对于中国抗战文学的梳理，抗战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而广为人知，源自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中国抗战文艺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文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的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及唐弢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大致在八年抗战的意义上使用着抗战文学的概念。
④而从民族国家出发的抗战文学，要求一种集体主义的雄浑美学予以匹配，“不难理解，中国的抗战文学一直以高昂的格调和英雄主义激情耸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主流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以相同的笔调，相同的规格给予历史定位”⑤然而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在侧重表现个体“深度自我”的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集体主义的叙述程式普遍受到质疑在原来“抗战文艺”的叙述中，个体为民族国家牺牲充满着昂扬的崇高感，仿佛死亡不是个体的毁灭，而是终于超越了“小我”的界限，与宏大的意义相融先锋文学的理论大家陈晓明在对于抗战文艺的反思中触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抽象化的“日本鬼子”的描写下，历史经验并没有转化为个人经验，“鬼影”之下是意义的虚空：“文学的书写不过象征性地表现出整个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而巳，如何回到生命个体本位反思历史和书写历史，今天依然是一个尖锐的课题⑥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抗战文艺”，在《1938年的诺言》的小说主人公孙景行看来，“他们会淡忘失掉杏珍的伤感——杏珍不过是他们组织上的一个零件，是他们肌体上的一个细胞，是代号为夜莺的行动员，消失了，也无伤大局但她对于我，是所有的一切，是永久不能抹平的心痛”这里无疑透露出“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紧张感，而这的确是理解当下抗战文艺变化的关键。
已经很难有一种源自共同体的意义指向，来召唤当下离散状态的个体在过去的抗战文艺中，战士们和勇士们分享着一种牢固的“家国共同体”认知，英雄人物登高讲话，一开场往往是底气洪亮的“父老乡亲们”，保卫家国的伟业，正是建立在这种宗族的、地方性的认同之中，而此处的个体是差序格局之中的、处于各种关系网络中的个体然而，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的法则扫荡了原来的共同体的陈规，一切都变得原子化、标准化了，个体之间开始变得陌生而彼此疏离小说中，孙景行为杏珍的“牺牲”感到不值，既觉得他人与杏珍没有关系，又觉得杏珍的“牺牲”换来的是“不值得”的回报：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仙乐斯仙乐斯依旧舞客如云，浮香迷人，一点也看不出江山颠覆遍地沙场的样子一刹那间，我觉得杏珍有些不值得：难道她付出生命所争取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继续拥有纸醉金迷的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感结构在流行电影与小说中屡屡出现，比如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与新武侠小说《量子江湖》在《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里，普通的市民同样生活在纸醉金迷的放纵中；而《量子江湖》一次次展现民众们在以“林记”为代表的娱乐场所寻欢作乐，浑然不知危险将至由于高于个体的价值律令下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