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_历史学论文 【内容提要】福建与日本在 历史 上有着特殊的联系福建与日本的 经济 文化交流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的部分早在唐宋时代，随着福建的开发与 发展 ，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并频繁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进行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诸家 【正文】 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 艺术 、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 中国 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
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贴，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出发时，朝廷一般还赠给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各种人员以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这些物品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团成员在到中国后作为费用而赏赐的，使团人员也会带上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这次遣唐使舶到达福建的还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由陆路跋山涉水，前往长安。
空海在唐朝留学期间，与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归国后，努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注：［日］《大师御行状集记》、《桔逸势传》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注：［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注：［日］《智证大师传》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乃，南方小国林立，福建为闽国所统治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由随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任之，张睦“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注：《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在福建泉州，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邽为泉州剌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注：《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当时这些船只主要是发往东南亚各国，但也会间接或直接与日本有往来。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政局较为稳定，福建在唐五代时期农业、手 工业 、商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事业勃兴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七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滕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注：《宋史·日本传》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第二年（公元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记》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注：［日］《小右记》）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注：［日］《续本朝通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注：［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这艘宋朝商船船头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两位。
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两次到日本从事贸易（注：［日］《朝野群载》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时，呈上本国的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这份公凭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所有货物的名称及船上的其他器具，还记载了有关舶船出海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之间的海船组织、市舶制度及进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
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 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
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
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还比较落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随着中西 交通 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兴起，福建的各项产业也迅速发展宋代，福建的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事业已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且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频繁地来往于福建与日本之间，从事磁器、丝绸等商品的贸易活动 唐初的日本，生产力还较为落后，贵族专权，朝臣倾轧，社会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他们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派遣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 政治 和文化制度及经验遣唐使团到福建，也与福建人进行了交流。
经过遣唐使时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渐丰，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样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了，中日之间的交往便逐渐由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