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论文 社会保障理论论文预读: 摘要:一、西方社会保障的三大理论流派1.国家干预主义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宪政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