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会力量与收入公平论文 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会力量与收入公平论文预读: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社会收入不公不断加剧,穷人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富人所占据的份额却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反工会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工会的实力也不断降低.美国工会会员在职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从1954年的35%下降到1981年的不足19%.通过分析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前后,美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和工会力量的变化,总结出了1981年之前工会力量能够有效抑制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公.在新自由主义实行之后,政府的反工会政策使工会力量大大削弱,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公不断加剧.一、美国收入分配政策变迁与工会力量（一）里根之前时期里根之前,较温和的战后共和党总统均接受罗斯福新政下的劳动和福利改革.他们认为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实行“需求管理”,保障充分就业.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保护弱势原则是干预过程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收入分配政策中,具体体现为保障工人权益和增大税收调节力度两方面.例如,1950年美国工资工时法生效,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75美分,同年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将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1953年联邦养老保险受益范围为4500万人,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达3500万人.同时,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度高于70%.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压缩”时代[1].与此同时,在1950-1976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8降到0.365.相比之下,贫困率的变化更大,从1959年的23%下降到1978年的11.5%.总的来说,在里根之前时期,美国的收入分化状况经历了战后初期收入差距状况明显缓和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收入较为公平两个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工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自1897年美国劳工部有统计记录以来,美国工会会员一直在增加,曾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1897年美国工会会员仅44万,到1901年和1920年分别增加到105.8万和503.4万.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比例最高,超过1/3的非农业雇员加入工会,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4.从绝对数字看,1966年达到1790万的最高纪录[2].如前所述,在里根之前,较温和的战后共和党总统均接受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在罗斯福新政下,美国通过劳工立法和反托拉斯立法的制约关系,建立了劳方、资方和政府的三方合作机制,为美国工会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制度环境.新政实施期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工会一直保持着兴盛态势,工会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扩大,并运用自身影响力缩小了劳工同其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3].有资料显示,美国工会会员数量由1920年的105.8万上升到1966年的1790万.这一期间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趋于缩小的.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1947年的43.0%下降到1973年的41.0%；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5%上升到6%.贫富差距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4].此外,在里根政府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到来之前,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削弱工会力量的政治努力很少成功.工会力量的强大有效抑制了收入的不公平性,至少是减缓其生长.（二）里根政府时期1981年,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时,政治发生了一次逆转[5-8].与之前的共和党总统不同的是,里根没有延续罗斯福新政下的劳动和福利政策,而是致力于新自由主义准则的推行[7][9]；他坚信政府应尽一切力量避免与劳动力市场发生冲突.此外,他反对带有政治性企图的集体谈判,以保护富裕的家庭免遭因劳动力市场波动而造成的伤害.1.里根政府时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里根政府时期收入分配政策体现在工资谈判制度、减税和削减社会保障津贴等方面,被称作“劫贫济富”的政策.里根-布什时代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试图尽可能多地扭转劳动法的准则.这一时期还出台了打压工会组织的政策[10],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里根政府时期的工资谈判制度,从“集体谈判”堕落为“让步谈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政府放松管制使得工人的失业率较高,工人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下降,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企业的工资谈判制度也由“集体谈判”时代进入“让步谈判”时代.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迫工人接受“双重工资定价”.新雇员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在职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几年以后才有可能增加至全薪.第二,工资的经常性增长被“一次性总付”的方法所取代.这不仅避免了工资的持续性上涨,同时这种一次性“奖金”还包括了对加班、晚班、带薪假期和养老金等的全部支付,大大减少了公司的劳动力成本[11].在税收方面,个人收入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1982年的70%减到50%,资本利得税自1981年6月起从80%减到20%.在1986年的改革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再次从50%下调至28%.公司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45％下降到34％[12],与此同时,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却从11%上涨到15%.减税政策使得财富迅速向高收入人群和资本所有者移动.在里根执政期间,还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法》来支持商业精英,促使财富高度集中.廉价劳动力和低税收通常是共和党中富人群体支持者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共和党总统任职后,税收政策更可能有利于富人,它至少间接地增加了贫穷民众的负担[13][14].在削减社会保障津贴方面,美国于1981年8月13日颁布了《1981年综合协调法案》,这一法案主张减少过早退休者的福利、减少福利项目等措施.此外,为避免财政赤字,里根政府提倡大力合并各种福利项目,要求福利方案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推向就业市场.2.里根时期的工会力量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持续衰落,工会会员的人数不断下降,工会的组织影响力日益减弱.当时美国每年增加210万新职工,而工会会员的总数没有增加.到7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方式转型、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工会密度持续下降.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美国的工会密度都比较低.美国工会密度已从1954年的35%下降到1985年的14%[15][16].自此,美国工会开始进入了持续的衰退期.里根政府坚决的反工会立场也严重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981年8月,联邦航空管理人员举行了持续3天的罢工以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和缩短工作时间.这次罢工使得每天1.4万多班次的航班中有大约一半停飞.里根政府采取经济镇压的方式对空运管理人员的罢工进行干预,解雇了11301名罢工参与者[17],使得整个80年代的美国工会发展受到巨大打击,这也显示了共和党对工会的强硬态度[2].在里根打破机场乘务人员的罢工后,雇主“开始强烈地反对新的组织,他们延迟工会认可的选举.此外,他们与工会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斗争,并聘请反工会咨询公司”.[18]（三）后里根时期（克林顿时期）里根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有效地削弱了工会力量,并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会密度的持续下降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克林顿任职期间(1993-2000年)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及公平负担的原则,把增税压力主要放在富人身上.在此期间,个人所得税大幅度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但他反对集体谈判和其他中间偏左政策[19].因而,克林顿政府的劳工政策也损害了工会的利益.在福利改革方面,克林顿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福利改革,并在改革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上费尽心机.克林顿于1993年向国会提交了被称为医疗保障法的医疗照顾改革法案,受到了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阻挠.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中,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实力增加,使得共和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对国会的控制促进共和党获得立法优势,这是富人谋利的基础,给穷人施加更大的经济负担.克林顿同样支持全球化并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作为总统,克林顿通过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条款来支持全球化,并且制定其他政策以进一步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这其中包括1993年的州际银行法、1999年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以及2000年商品期货法案[20].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不公平的加速,在里根-布什任期的12年里,从1982到1993年收入不公平增长了11.2%,增长了2.5倍之多.穷人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富人收入份额却快速上升.从1973至1995年的20多年中,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3年的41.0%上升到1995年的48.7%.同期,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从6.0%下降到3.7%.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3.6%,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49.7%[4].该时期美国工会会员率持续下降.1955年工会会员所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0年降至13.4%,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21].罢工是美国工会维持其强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就罢工方面看,次数也在减少.1960-1981年间,平均每年的大罢工达到275起,平均参加人数为130.6万人.而1981-1992年间,平均每年的大罢工仅56起,美国平均参加人数减少到40.7万人.在对每年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罢工次数的统计中发现,1980年为187起,2002年为19起.1980年罢工涉及人数是79.5万,而2002年则是4.6万名工人,这说明了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少.不仅仅罢工数量和参与度降低了,并且罢工的效力也降低了,导致了很多罢工以失败告终.美国工人罢工进入了恶性循环,使工会的力量大大降低.二、权力资源竞争:美国收入不公平问题的原因分析对于美国社会收入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相较于比较政治学对这方面主要概念的基础分析,运用权力资源理论解释更为清晰.科皮(Korpi)认为,“不同阶层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资源波动导致了或多或少的不平等的发生,这也造成了经济报酬分布的改变.”[23]“假设在不同阶层之间,权力资源的变动差异对分配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权力资源理论导致了一个假说的形成,即作为权力资源路径是建立在权力分配会对政权运行造成偏差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被期望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收入公平问题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下企业工薪阶层政治资源的动态转换的过程.新自由主义下,反工会政策、解禁金融的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等具体的政策的独立作用以合奏的方式扩大效果,导致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一）美国工薪阶层的政治资源匮乏不同阶层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资源多寡及波动,造成了社会或多或少的不平等,影响经济报酬分布的改变.不像其他许多富裕的民主国家,美国近期没有明显地出现致力于为工人利益服务的政党.政权主要由新自由主义下的反工会派别控制,而且政党派别成为雇主重要的权力资源.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他们牺牲工薪阶层利益,为雇主利益服务.同时,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美国工人多半心存通过个人奋斗成为资本家的幻想,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其次,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使美国工人因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难以团结一致.因此,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远没有欧洲国家激烈[24].由于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难以兴起.长期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或反映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势力.相反,保守势力、右翼势力则十分强大.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主要代表者的共和党、民主党一直牢牢把持着政权,二百多年没有改变.政权中,缺少强大的代表工薪阶层利益的政党,使工薪阶层的工资待遇等各项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密切受到政治的控制,这些监管的做法往往被用来削弱劳工组织能力[8].其次,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