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文化文学批评论文 本体论文化文学批评论文预读: 一、语言自觉:“西学东渐”背景下语言意识的觉醒“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