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逻辑与城市善治评《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汉克·V．萨维奇、保罗·康特( 2013)． 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叶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共489页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城市发展历经数千年的兴衰变迁，目前已进入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共存的时代，城市的转型发展正成为国家治理转型的核心有关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城市的经济与物质空间形态、城市化与城市更新等视角，更多地体现了传统经济决定论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进行的研究还较少关注城市发展中的社会阶层及其权力结构，解释城市是如何发展的，揭示其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形态的变化，是当今时代背景下城市理论研究的使命从城市权力结构的视角，城市外部的经济竞争压力和内在的政治力量被视为影响城市发展路径选择的两大因素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城市与公共事务系教授汉克·V．萨维奇( Hank V．Savitch)、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保罗·康特( Paul Kantor)合著的《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正是进行了这种思考。
该书努力将影响城市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相结合，分析城市发展的动力、解释城市发展因何而不同在城市政治学领域，该书是一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受到国际城市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嘉奖一、比较视野下的城市发展模型任何一部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从比较城市研究的角度，将城市发展置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框架中来观察，是该书的学术特色之一该书并非延循解剖麻雀式的传统案例研究，而是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如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进行比较，将城市发展纳入一个比较的、系统的概念网络中进行分析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密度效益及规模效益人类历史上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农村转向城市），主要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并带来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推动了政治治理的变革该书跨越欧美大陆，择取了10个城市样本来分析西欧和北美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工业城市在持续30年间（1970-2000年）的转型变革这10个城市包括美国的纽约、底特律、休斯敦，加拿大的多伦多，法国的巴黎、马赛，意大利的米兰、那不勒斯以及英国的格拉斯哥和利物浦。
无论从国家政治和城市治理体制，还是转型变革的政策内容来看，这10个城市在欧美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见，该书的研究方法既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广阔的视角，也具有比较的科学性、合理性在比较视野下，该书研究构建了一个城市发展模型，将市场、政治及城市文化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城市发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的影响这一理论框架将城市转型的变量分为驱动变量（市场环境、政府间支持）和转向变量（公共控制、地方文化），将现有城市发展模型划分为社会中心式发展、市场中心式发展和混合式发展三种类型，并将每种变量与一个商业谈判和发展的过程联系起来（图1）通过对样本城市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描述谈判模式、分析发展的政治类型、调查城市的战略行为以及研究结构与行动的关系，该书解释和验证了城市的发展政策如何不同、为何不同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分析下，该书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城市发展政策是地方政治与国际市场两者结合的产物（第33页）一个城市能够带到全球市场上的资源禀赋影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每一个城市在城市建设中都拥有选择权，它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战略性地采取行动；城市政府利用一系列的谈判优势和资源来支持这些战略，一个城市拥有的谈判优势越多，这个城市就越能影响城市发展（第50页）。
二、城市谈判：分析城市发展的逻辑起点该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基本概念——“城市谈判”（第47页），一个城市的发展命运是由地方政府（社会）和商业资本的谈判机制决定的，因此城市谈判能力是指解释城市政府在资本投资过程中为施加影响而讨价还价、积累城市发展资源的能力在此概念基础上建构了城市发展模型城市谈判被特定的资源要素所影响，这些资源包括：市场环境、政府间的支持、公共控制系统和地方文化基于“城市谈判”这一概念，该书从许多细节上展开对城市发展理论模型的解释和验证通过考察谈判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该书展示了为什么不同的城市会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城市谈判的环境如何影响城市战略的选择、谈判资源的累积如何促进城市转向；不同的政治体制模式如何影响城市发展方向的选择因此， “城市谈判”是分析城市发展的逻辑起点，贯穿了整个城市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每个城市发展呈现不同特征的关键要素例如，以城市谈判的视角来比较10个样本城市30年间的发展数据，总结这些城市的资源特征，可以总结出以下有趣的结论：在发展路径方面，这10个样本城市在市场条件、政府间支持、公共控制系统以及地方文化4个变量上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差异，但最终都会接近于“单一的类型”（第104页），即以市场或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休斯顿和底特律以消极的市场条件、松散的政府间合作、消极的公众参与和物质文化主义，从理论上应归置为“以市场为中心”；与此相反，多伦多、巴黎和米兰则归置为“以社会为中心”（第105页）在城市谈判的环境方面，驱动变量（市场条件和政府间支持）有力地塑造了谈判的机会，不同种类的谈判环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不同根据样本城市的特征，可将谈判环境概括为：国家计划和控制经济的环境（巴黎、多伦多、米兰）、依靠公共部门的环境（马赛、格拉斯哥、利物浦、那不勒斯）、企业家的环境（纽约、休斯顿）、依靠私营部门的环境（底特律）， “城市通过它的市场条件来筹集资本的能力以及通过政府间的支持去影响经济的公共能力”（第185页），城市选择以市场还是以社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经济条件和政府间支持这两个驱动变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虽然以社会为中心的政策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持，但不是所有拥有经济资源的城市都会采取积极主动的社会议程因此，“城市既不是其谈判环境的产物，也不是它们政策选择的主人” （第197、199页）在一定程度上，城市都是其谈判地位的产物”（第424页）换言之，城市通过提升其谈判地位，获得能支持其发展方向的资源，有权决定自身发展的道路。
在政治体制模式方面，不同政体下的城市发展可总结为统制式和企业家式谈判、公／私部门的依赖性谈判等4种谈判模式，不同政体（政治体制模式）对城市转型发展带来不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治理的公民参与水平，呈现出与城市转型发展结果的正相关关系，即公民参与积极的城市，城市的转型变革就获得成功，反之则失败基于城市谈判的逻辑起点与分析思路，本书的结论非常明确：城市对发展路径有选择权，城市并不需要无节制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城市发展经济逻辑有本质的不同传统的城市发展经济逻辑遵循了一个范式，那就是城市应以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地方政府需要最大化经济发展（第424、425页）从城市发展的政治逻辑看，政治体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塑造经济的产出政策选择和谈判能力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城市变迁的过程只要城市的谈判地位变化了，其发展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城市政府需要通过提升其谈判地位来实现地方的发展目标，谈判资本只是实现地方民主的途径，而并非最终的产物例如，在多伦多，省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城市向以市场为中心的政策转变而巴黎则通过加强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推动了城市政府与准政府组织之间的政策联合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利用重要的谈判资源来影响市场资本的运作，即可通过提高其谈判地位而避免被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所左右。
只要城市在主观上希望选择其发展的道路并能够获取支持其发展的资源，城市便能在汹涌的经济浪潮中决定自身的发展道路”（第426页）三、什么力量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什么力量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换言之，城市的命运掌控在谁的手中？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应走向何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该书研究的主体内容该书认为，城市的发展走向是由驱动和转向变量决定的，驱动变量是外在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市场环境和政府间支持；转向变量则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因素，包括公共控制和地方文化这四个要素通过地方政府（社会）与商业资本的谈判机制，共同决定城市的发展走向对市场环境的驱动变量和政府间的支持政策给予城市财政资源去保证集体利益和重大项目；对公共控制和地方文化的转向变量使城市能够决定如何去追求对其最有价值的发展” （第421页）这种要素分析实际上呈现了一种城市权力结构的分析视角，这与罗茨所描述的城市治理的实践形态是一致的：城市的行动者会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或劣势，进行各类资源的动态交易城市中的行动者具有权力依赖( power-dependence)的关系，任何治理结果的产出都必须借助行动者之间的磋商和交易才能完成( Rhodes， 1996) 。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政府对谈判资源的控制力影响城市的最终走向城市有权力选择和决定自身的发展走向，但选择是受到限制的，取决于城市所掌控的谈判资源的多少及掌控能力城市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与城市的谈判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谈判的能力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而城市政体有着调整城市发展方向的权力，如“有的政体倾向于利用政府间的合作，有的则很少利用这种资源；有的政府总是将公共偏好最大化，另一些政府通常忽视公共偏好”（第422页）城市政府掌控谈判资源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是否能应对各方面压力、保持原来的发展目标，同时，城市发展的驱动和转向变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盟构建实现的”（第421页）当前全球化对国际市场和区域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正是城市发展的良好契机正如罗茨所言，治理就是管理政策网络，政府有效地与政府内及政府外的组织互动，最终实现城市发展目标( Rhodes，1996)本书所倡导的城市谈判就是一种可操作的城市治理，地方、区域、国家政府可通过“多层次的政府、联动的功能、综合性的网络”等合作工具（第394页），来扩大城市的自主选择这种城市谈判可用来解释一种有趣的现象，即趋同的发展策略与多样化的城市并存。
通过比较30年中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各地的城市政策、发展策略和领导风格有一种趋同的现象，但通过累积谈判的优势资源可增强城市抵抗趋同的能力，各个城市又保持了发展的多样性这些累积的资源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地方制度，城市之间因而保持了不同的谈判资源和发展战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压力下，许多城市都转向以经济增长为目标，选择以市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但仍有不少城市继续保持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如在方向变量上拥有高水平累积资源的巴黎、多伦多和米兰，中等累积资源的马赛因此，城市谈判的能力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可以利用不同的谈判资源自主发展、保持多样性，城市间可能会互相借鉴发展策略、共同合作，但不会走、也不应走统一的发展模式四、城市善治之路有多远？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升温，但总的看，该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城市规划学或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完成的，政治学与行政学者较少涉及，“城市政治与行政学研究却一直没有能够及时回应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何艳玲，2008）这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是有一定关系的该书站在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跨国选取样本城市，并将这些样本城市放在一个历史变迁的维度中进行系统地比较，用政治与治理理论分析城市发展的问题。
此外，该书把“城市如何积累资源、开拓新的发展机会和实现核心价值”纳入城市理论研究的范畴，这正是传统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缺乏的除了方法论上的借鉴，该书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关于城市善治方面的启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贫富分化等问题，让许多人对城市口诛笔伐；也有人在欢呼城市的胜利——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最美好的希望（格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