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之间》中西文化观评析 《真善之间》中西文化观评析预读: 中西文化比较和争论在中国思想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代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中西文化比较仍不失为学术热点问题.不少优秀学者就此发表见解,启迪人心,引人深思.湖南湘潭大学刘启良教授所著《真善之间》,选取中西文化较为突出的不同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思考.该作思想犀利独特、思路严谨、浅论详实,其独立自由思考之精神、学术功底之深厚等令人深为叹服,文中立足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缺乏科学和民主因子进行批驳,极具现实意义,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视.一、《真善之间》的中西文化基本观念纵观《真善之间》,作者从真善关系、天人关系、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人治和法治以及上帝崇拜与祖宗崇拜等多个向度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启良教授首先指出:西方人以求真为主轴,求善与求美皆是以求真为轴心；中国人以求善为主旨,求真与求美皆是在求善这一最高目的下的副产品,同时为其服务.也就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可概括为“仁性”文化,西方文化可概括为“知性”文化.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求真,而且此种兴趣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另一方面,西方人思考社会、人生乃至审美领域的问题,无不以求真的态度和眼光来对待,同时以追求真理为原则.西方人以求真为本位,虽然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膨胀,但却带来了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国人以求善为本位,善之花却没有结出善之果,不仅民主政治同其无缘,科学精神一直未能得到发扬.其次,作者认为,从天人关系方面比较中西文化是非常可取的视域.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天人合一”,西方人“天人相分”,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所谓“天人相分”,是把天看做外部事物,将其客体化和对象化.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渗透到历史、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方面.文中从中国历史的深层,探求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天人相分”阶段,而取“天人合一”之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多出于道德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指出中国人思维模式上的天人合一,导致理论素养薄弱而缺乏科学精确性.这种思维模式是综合、整体模糊性的,而不是分析和推理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所以重直觉而不重科学理性,重体验而不重科学实验,以致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第三,启良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亦可视为人文主义的差异.中国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本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主要是人本主义.而强调“人本”,人成其为人,强调“民本”,人则容易沦为非人的状况.二者的对应物不一样,“人本”对应的是神权或技术极权主义；“民本”对应的则是专制王权及其官僚系统.启良教授严厉批判儒家基于“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的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由于立论上的致命弱点,所以落实于社会政治之实践,只能出善花恶果,不仅不能开出“外王”,而且使中国社会长期地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同时对比西方基于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这一价值观的历史,指出西方人本主义迥异于中国“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价值观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自由繁荣的根源.第四,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祖先崇拜是因为特殊的政治伦理需要,未能由自然宗教过渡到普世伦理宗教.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其政治形态必定是专制主义,君王必以父亲家长身份统治全国.在轴心文明时代,其他文明民族大多能完成由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换,与此相反,西方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淡薄,正是他们的上帝崇拜的出席.西方人之所以可以建立共和制度,很大原因就在于把天神当祖先,而不是把祖先当天神,这于传统中国信仰迥然有别.将天神当祖先是对家天下的否定,将祖先崇拜神化是对家天下肯定.基督教产生后,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都是上帝的造物,在造物主面前,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卑微渺小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基督教教义中就不存在祖先崇拜而让位于上帝,正是这种西方社会基督教取得领导地位,于西方人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大,更对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很明显两种不同的崇拜信仰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五,从中西法律制度建设上,启良教授深入剖析中国政治历史,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从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可视为“政教合一”之人治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为“政教合一”而构建思想体系.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结合思想控制.作者又从西方政治史的角度,指出西方法制体制是建立在“政教分离”理念之上,“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在西方社会正是教会不能干预俗权,俗权亦不能管社会教化之事.君主、国王的权力限定在理性的法律之下.因此中西文化最大层面表现为人治和法治的重大区别.作者从历史和观念的层面理解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社会自由民主之意义,跳出权力话语,反驳以往教科书体系,具体浅论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最后,启良教授在著作中还就中西神话与英雄崇拜,中西法律建设基础,所有制同人的自由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客观公正评述等等,都有较为精辟透彻的浅论.二、《真善之间》中西文化基本观点评析启良教授中西文化以上多方面比较和剖析,立论深刻,横征博引,才情横溢,理论厚重,思想严谨,学术眼光敏锐.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中西历史、政治、宗教、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有较为深度的研究.作者对中西文化有深刻理性的认识,与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自身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但赞叹之余,笔者觉得该著作对中西文化精神某些方面缺乏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或者是情感僭越了学术理性.（一）求善和求真.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讨论的热点,新儒家代表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台湾学者张荫龄提出“海洋的文化恰如智者尚智；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很明显,这些观点与《真善之间》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应该说,以求善与求真视作中西两种致思路径的不同是基本合乎学术理性和历史事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沉淀历史悠久,将其主调定位于求善的“仁性”文化有一定合理性,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三教相合形成几千年来超强的稳定体系,事实也正是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为主体致向.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求善,服务的是主在政治伦理而非普世伦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传统文化的致善取向,从孔子、孟子的仁政学说,魏晋玄学的清谈,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重修养功夫等等,传统文化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强调“自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修身”或“修养”.重视人的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个个都在精神修养方面有成就,但两三千年来中国社会能维持大体的稳定,不能说与它的独特的道德即求善传统毫无关系.说这种求善传统完全服务于政治伦理有失学理和历史事实,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复杂关系,不能将文化问题与政治完全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屈从于政治伦理,是不合实际的.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都在内心认同人的“天地良心”之重要,这是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积淀.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不能因为中国历史出现不少的“恶”的事实,否认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追求的现实意义.正因人性的种种缺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坚守道德价值的追求,不能将这份价值同政治领域完全相混.因此,启良教授认为中国求善传统文化服务于政治伦理,出于某种情绪而忽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趋向的正面意义.将西方文化的主基定位于“求真”,符合西方历史文化的事实.从最早的古希腊学者主要是对自然问题的思考,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以科学理性反抗神权,到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始终灌注理性地求真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自然、社会政治诸多领域,由此造出西方的发达科技、民主政治、繁荣经济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几千年来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追问,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为知识而知识”“以真理为师”的学术精神,倒真的是传统文化所不足的,值得我们深思.（二）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中国文化主“天人合一”,西方重“天人相分”,符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就人于自然关系而言,我们大概可以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两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关系发展出“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中国人当然也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求生存,但“利用”是“尽物之性”,顺物之情,尽量和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而不是征服,这与西方近代对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异.启良从中西天人关系作详尽的文化比较和理解,批判和审视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特点,科学精神的缺乏等等结论,是确切的.但启良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缺乏同情和深入地理解,忽视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对什么是“天人合一”,启教授的理解:“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完全出于道德考虑,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之色彩”,很少见到启良教授对中国“天人合一”的深层内涵和作用有精确深入地表述,是出于学识的不足,还是情感的偏向？不得而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何为“天人合一”,仅仅从客体主体之分来看,是领略不到其中的真实内涵.“天人合一”,是东方智慧的典型表达,而几千年的中国,将这一精神发展到完备的形态,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是历史的事实,但发展出了优秀的生命智慧等多方面.如道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展现的智慧深刻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于内在道德性的理路,以实现天道和人心的一致.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在艺术和道德,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在科学和宗教.以此来观照中国的“天人合一”价值,或许有所启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具有普世文明的重大价值,将这一精神价值仅仅视作道德伦理和政治教化的辅助,不符合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历史实际.（三）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启良取民主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对中国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梁启超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并认为是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有学者就鲜明指出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可见,中国民本主义思想本质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文中从传统民本主义展开去,批判由周公所创立的民本到孟子的发展而至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文化.其立论鲜明深刻,很明显针对传统中国没有走上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深刻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特殊背景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中,有着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义、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与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总体上中国传统没有摆脱封建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纲常意识、尊崇先祖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等.传统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智慧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梳理和挖掘,开发现代化政治体制建构路径的借鉴.启良以民本和人本为点,强烈批判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德治情结,如此以点带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纵观此节,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浅论历史深度和梳理是欠缺的,以民本主义为基,进而全盘否定传统专制政治,是作者字里行间很明显的价值取向,忽视中国历史上有开明政治出现的历史事实,如汉唐盛世,国力强盛,吏治清明,民生富裕安详,足以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和实践有其可供现代政治借鉴之处.我们不能以专制二字对传统政治文化全盘否定.（四）祖先崇拜和上帝观念.中国人崇拜祖先,西方人崇拜上帝,两种不同的崇拜影响政治生活,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启良批判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专制社会的紧密关联,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