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 [摘要] 符号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符号学固有的特征是社会集体性，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是一种意指形式，因此，以符号学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索绪尔曾把语言区分为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社会性∕个体性），以符号学为准绳，确定整体语言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因为它具有社会集体性；叶尔姆斯列夫则以图式∕习用替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认为图式、习用两者均具社会性；罗兰•巴特即经由叶尔姆斯列夫这一环节──语言的图式∕习用支配着符号的结构、运作和意义，从而颠倒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理论，改变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运用语言学模式──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分析一切意指现象其中句子是典型的横组合段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与意识形态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是一致的，句子因此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和对象纵聚合关系则对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作出分类直接意指直显真实（语言的真实），它转移为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或者说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负载、蕴含了直接意指。
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它凭借自身负载、蕴含的直接意指实现意识形态的“天然性”、“真理性”的幻象含蓄意指的能指的常数是修辞学，或者说修辞学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含蓄意指的能指或修辞的手段或意识形态的意指面貌，是语义转变、偏离、扭曲这是实现意识形态幻象和揭露意识形态幻象的途径因此，文化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学研究 [关键词] 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罗兰•巴特；横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句子；含蓄意指；意识形态 一 索绪尔提出“符号学”设想的意图其实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着眼于整体语言（la langue），而不是个体语言（la parole）①缘由就是整体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就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来了他把符号学看做具有社会性的代表[“社会集体性及其法则是符号学现象的内在要素”[1]（p290）]，继而把语言学阐释为符号学的一部分，则语言学的特性自然也就是社会性。
这主要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设立的，索绪尔仔细分析语言学中哪一种因素最具有社会性，那么，这种因素（整体语言）就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再进一步将整体语言析分为言说的整体语言（口语）和书写的整体语言（文字），在符号学体制内比较两者的共同特征，显现文字的功用，最后把言说的整体语言确定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② 索绪尔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之和，亦即抽象的语言系统及其具体使用的总体，看做群体语言（le langage）他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剥离开来，这是创举在索绪尔看来，之前及当时的语言学都在研究个体语言，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因为个体语言不具有同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罗兰•巴特承续索绪尔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二分，也关注整体语言的社会性，却将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一颠倒有什么意义呢？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索绪尔语言理论及其对法国文论和思想的引生”（02CWW001）和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及未刊札记研究”（01FYY001） [作者简介] 屠友祥（1963-），男，浙江萧山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思想与批评理论研究。
罗兰•巴特和索绪尔之间实际上经历了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这一中间环节罗兰•巴特《符号学基本概念》（Eléments de sémiologie）叙述索绪尔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观点之后，即引述叶尔姆斯列夫图式∕习用（schéma / usage）的理论观念在叶尔姆斯列夫眼里，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学说的精髓，或者说索绪尔的学说皆可归结到这一点上，“全部理论都可从这首要论题逻辑地推演出来[2]（p78）但叶尔姆斯列夫觉得应该进一步作这种剥离的工作结构按定义就是相依性（dépendances）或应变项（函数项，fonctions）的编织，因此，结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研究应变项及其类型为了能够以最简单同时又最复杂的方式描写一切符号学结构，须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2]（p80）叶尔姆斯列夫区分了1）双边依存性；2）单边依存性或决定性，被决定者以有决定者为前提此外，叶尔姆斯列夫还区分了变换（les commutations）和取代（les substitutions）在一个聚合体的内部，能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所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所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能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这就是变换。
相反，一个聚合体的两项之间没有满足这种条件，就是取代因而在变体中间总是有变换，在非变体当中则总是有取代要明晓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间存在的应变项类型，叶尔姆斯列夫就拿这些概念来达到目的，但他将这个问题限定在共时性框架内叶尔姆斯列夫的剥离工作，主要是他觉得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术语有含混之处，他想进一步厘清，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他把整体语言看做： a)一种纯粹的形式，对其确定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 b)一种物质的形式，由已定的社会实现来确定，但依旧可以不管（物质）表现的细节； c)一种单一的习惯总体，特定的社会采取了，并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cf.[2]（p81） 叶尔姆斯列夫将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图式（schéma），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模范（norme），习惯总体的整体语言称作习用（usage）模范决定习用和言说，只有先有习用和言说，而后才有模范，这是单边依存性；习用和言说之间则为双边依存性；言说、习用和模范决定图式，包含在物质里的变数决定纯粹形式的常数，这也是单边依存性 模范 决 决定 定 图式 习用 言说 双边依存性 cf.[2]（p87） 这是叶尔姆斯列夫为整体语言编制的清单。
叶尔姆斯列夫依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归结出个体语言区别于整体语言的三个特性，一为个体语言是实施，不是制度；二为个体语言是个体的，不是社会的；三是个体语言是自由的，不是固定的这三个特性缠结在一起，所有实施不一定都是个体的、自由的，所有个体的不一定都是实施、自由的，所有自由的不一定都是个体的但这三个特性对界定个体语言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从个体和社会的区别与自由和固定的区别中作出抽象，来思考实施同时，就导致了仅仅把图式视作制度，把其余一切都看做实施[2]（p88）言说者运用整体语言（图式）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这需经组合，索绪尔把组合（les combinaisons）与机制（le mécanisme）区分开来参见[3]（p35），这种心理－物理机制使言说者能够把这些组合表现出来图式的实施物、表现物就是个体语言，索绪尔把心理－物理机制纳入或限于个体语言的框架，把“音位学”仅仅看做编列在个体语言清单内的学科参见[3]（p60）叶尔姆斯列夫觉得正是这点处在基本边界上：纯粹形式与实体、非物质与物质的边界上这等于说“制度理论简化为图式理论，实施理论包含了全部实体理论”[2]（p88），实施物为模范、习用和言说。
三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归并为、构成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物：习用模范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抽象，言说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具体化只有习用才是实施理论的对象，模范实际上仅仅是种人工构造物，言说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材料（证据） [2]（p89）因此图式的实施必然是一种习用：“集体的习用和个体的习用[2]（p89）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寄居于每个人大脑中的社会产物，是种一般产物，具有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个体语言则是对社会产物的个体实施，是个体机制对整体语言规则（亦即组合）作出的表现或发出的回应实施处于个体状态，在彼处我确认个体语言的领域[4]（p78）而叶尔姆斯列夫经由这种进一步的剥离工作，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作为图式划分出来，把模范、习用和言说划作实施（对图式的实施），进而将模范这一人为构造出来的抽象物和言说这一短暂存在的具体物（也就是索绪尔所谓的个体语言、言说）剥离掉，留下了或者说凝聚为抽象与具体、个体性与集体性兼具的习用，作为实施的代表，以图式∕习用来取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这把索绪尔原本截然区别开来的社会性∕个体性的两分化解了，消融了完全可像把个体语言看做整体语言的证据一样，把言说看做个体习用的证据，转过来把个体习用看做集体习用的证据。
[2]（p89）叶尔姆斯列夫虽则把图式∕习用看做符号学根本的唯一的细分，但我以为这实际上将原本是社会集体性和形式化的代表──符号学凝缩为图式，使之更趋形式化，乃至绝顶，同时凸现习用的社会集体性，或赋予习用社会集体性，这是对索绪尔学说的创造性改变 罗兰•巴特则认为叶尔姆斯列夫这种变动“使所有‘确切的’和‘实体的’东西在个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使差异的东西从整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4]（P1474）我想罗兰•巴特“使差异的东西从整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的意思，是说界定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亦即图式，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不抓住其确定的差异物，也就是说，有差异，但不存在确定的差异物，差异物完全是偶然的索绪尔也表达过类似观念：“照我们的看法，差异含有两种确定的要素，在这两种要素之间，方可确立差异然而反常的现象是：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确定的要素这不合常情，却是事实[4]（P162）个体语言在索绪尔那里强调的是其个体性，与社会产物无关而整体语言是从社会角度认可了的联想总体，“这是个现实的总体，就像其他心理的现实一样……整体语言是可感知的，这就是说，可显现为视觉印象之类的固定印象，这不可能适合于个体语言行为（言说）之类。
[4]（P80）在索绪尔看来，个体语言不具实体性叶尔姆斯列夫则注意其实施的特性，赋予其实体性，转换为或剥离出习用，使之成为社会采纳的习惯总体，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所以罗兰•巴特说使所有“确切的”和“实体的”东西在个体语言旁边轻松通过 索绪尔屡屡说整体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参见[3]（p169），他曾举下棋的游戏作譬，只有棋子之间的位置与数目是重要的，棋子的材料无关紧要，这与叶尔姆斯列夫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相近，或者说叶尔姆斯列夫心目中的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就是索绪尔所谓的抽象的整体语言而索绪尔认定“凡关涉到形式的一切事物，必定都归属于符号学”[6](p114)形式是符号学的标志叶尔姆斯列夫则将形式移易到图式和模范上，移易到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和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上，同时将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剥离出去，把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图式）作为形式的代表，实际上已隐隐然从符号学包含语言学转移为语言学包含符号学 这与叶尔姆斯列夫“视所有科学皆辐辏于语言学”[7]（P78）的观点直接相关语言学是各门科学的途径，它提供理论思考的对象和工具语言是人类精神及思惟的居所和居住者，是存在的所在。
语言有它的有章可循之处、稳固坚实之处，那就是传达概念和判断的词语和句子通过它们，通过明确而日用的居所，人类把握到自身精神及思惟的存在本质，触摸到观念的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无意识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