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作 者】王宁【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意义，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认为，旅游是现代现象，因而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旅游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方法就是把旅游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旅游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墨顿所提出的“社会学好恶交织”可以应用到对整个现代性生存条件的解释，而旅游则是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正如对“离轨”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正常”现象的理解一样，对旅游（即对“正常社会”的超脱行为）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正常社会”的了解 正 文】旅游以及旅游业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是不言自明了相应地，对旅游的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在国外，学者们对旅游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学者们在将重心主要放在对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也从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地理的和社会的角度对旅游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其中包括社会学的研究。
然而，就旅游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显得较薄弱一些零星的研究也多是非专业社会学者所为；研究的范围也较狭窄，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社会评论影响方面尤为奇怪的是，专业社会学者普遍对旅游现象采取学术漠视的态度，因而几乎没有专业社会学者从事旅游方面的研究旅游被“天然合理”地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外长久以来，社会学界有一种价值倾向，认为社会学只应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诸如贫困、犯罪或社会发展等等像旅游这一类现象，则被认为太琐碎了、太肤浅了、太轻松了，不值得花费精力去研究可是，随着旅游在国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日趋突出， 以及“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 ）趋势向全球蔓延（Lanfant，1995），再将旅游划归“琐碎”、“肤浅”之列， 就不合时宜了因此，继续以此为由对旅游持“无动于衷”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很显然，社会学界对旅游研究兴趣的缺乏，一方面在于过度束缚于传统的学科分工，认为旅游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即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还未找到对旅游进行有效的社会学解释的视角和范畴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现象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社会学能够而且也可以对旅游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社会学理应在旅游论坛占有一席之地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 2）指出，旅游决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无意义”的、“琐碎”的现象，相反，旅游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可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因此，正如对“离轨”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正常社会”的有趣的、有意义的方面，对旅游的研究是开启“正常社会”秘密的钥匙之一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尝试把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作为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路径之一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旅游是理解现代性（modernity）的钥匙之一， 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反映，是现代生存状况的“好恶交织”的指示器好恶交织”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Elias,1978,1982;Merton,1976 ）可以应用到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更具体地说，可以把旅游看作是现代性的结构性“好恶交织”的文化体现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西方旅游社会学文献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第二部分阐述何以旅游同现代性有内在的联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怎样同现代性发生联系 一根据以色列国际知名旅游社会学家科恩（Cohen,1984）的考证，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L.Von Wiese,1930）。
但第一部旅游社会学著作则出现于60年代， 由德国学者凯乃拜尔（H. J.knebel,1960）所著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学家并不重视对旅游的研究随着二战后大众旅游热的兴起，社会学家们才开始对旅游以及旅游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学术反应但是，只是从70年代开始，旅游社会学才开始奠定其学科地位，并取得了重要进展（Apostolopolus et al.,1996 ） 美国的D. 麦肯莱尔（MacCannell,1973、1976）、以色列的E.科恩（Cohen,1972、 1974 、1979a、1979b）和英国的L.特勒和J.亚斯（Turner & Ash,1975 ）等人均在70年代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并被后来者奉为经典的著作和文章之后，G.丹恩（Dann,1977、1981、1989 、 1996 ）、 J. 克里朋多夫（Krippendorf,1987）、M.－F.兰芳特（Lanfant,1980、1993、1995）、E.柔杰克（Rojek,1993）、Z.鲍曼（Bauman,1994）、 J. 洱瑞（ Urry,1990、1995）和J.博若克兹（Boroca,1996）等人均对推进旅游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无须一一列举所有名单）。
90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作用愈显突出（Roche,1992），加入旅游社会学阵营的专业社会学家也逐渐增多相应地，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旅游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也慢慢多了起来1998年7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中，报名参加旅游社会学分会的人数颇多，名额很快爆满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根据科恩的总结（1984），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个领域：（1）旅游者，即他的动机、 态度、反应和角色；（2）旅客和旅游地当地人的关系；（3）旅游系统的结构和运行；（4）旅游的社会经济后果和社会文化影响不过， 就旅游社会学的文献现状来看，其着重点主要放在第一和第四领域然而，由于旅游本质上是一门交叉社会科学，这四个领域同时也构成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研究对象比如，第一领域同时也是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领域则主要为旅游人类学家所关注，第三领域则是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和旅游学的兴趣所在，第四领域可以说是旅游社会学的强项，但同时也是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关注点可见，区分旅游社会学和其他旅游社会科学分支的标志主要还不在于其固有的、“自留”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例如，同样是研究旅游动机，心理学和社会学就各有不同的角度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视角呢？有趣的是，在旅游社会学领域，并无统一的视角，而是多流派并存（Dann & Cohen,1991） 社会学家对旅游现象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 这些流派包括：韦伯主义派（如Dann,1977、1981）、迪尔凯姆主义派（如Graburn,1989;MacCannell,1973、1976）、新马克思主义派（如G. Thurot & J.M.Thurot,1983 ）、结构—功能派（如Krippendorf,1987）、结构—冲突派（如Turner & Ash,1975）、符号互动论派（如Brown, 1994; Greeblat & Gagnon,1983）、现象学派（如Cohen,1979b;Ryan, 1997 ）、 女权主义派（如Kinnaird & Hall,1994）、后结构主义派（如Culler, 1981; Dann,1996; Eco, 1986; Lash & Urry, 1994;）和后现代主义派（如Rojek &Urry,1997），等等尽管如此， 各社会学流派之间仍有共同的特征和“认同”。
也就是说，社会学是（1 ）从一个更为整体的（即社会整体性）和（2）更为一般和普遍的社会关系和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旅游 如果说，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把经济、政治、空间和心理作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并在方法论上假定这些对象是各自独立自主的领域，那么，社会学则把任一社会现象放在更广的社会背景（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趋势、文化传统和人口地理环境等等）和更为一般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对旅游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社会学者对旅游的学科归类划分通常用三种方式一是把旅游归并到休闲社会学中， 作为休闲的一个特殊种类（如Dumazedier, 1967; Rojek,1993）这种划分抓住了旅游的闲暇和享乐特征，却忽略了旅游的流动性和异地性第二种是把旅游合并到迁移（migration ）社会学，把旅游看作是季节性的休闲迁移（Boroca,1996; Vukonic,1996），这种划分强调了旅游的流动性和空间上的位移，却不利于凸显旅游的非功利性、寻乐性和享受性第三种是把旅游社会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Cohen,1972、1979a、1979b、1984;Dann, 1977;MacCannell, 1973、1976），既强调旅游的旅行和流动性质，又突出旅游的闲暇性、享乐性和游戏性，从而把旅游中的“游乐”和“旅行”双重属性统一起来了。
因此，如今旅游社会学已逐渐从休闲和迁移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分支旅游社会学家发展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旅游者的动机（Dann, 1977; MacCannell, 1973）、旅游体验（Cohen, 1979b;Ryan, 1997）、主人和客人的互动关系（Smith,1977）、 旅游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Boroca,1996;Shields,1991;Urry,1991）、旅游的社会性质（Cohen,1972;MacCannell,1976;Urry,1990）、 社会功能（Krippendorf,1987）和社会、文化后果（Britton, 1982; MacCannell,1992; Mathieson & Wall,1982;Rojek & Urry,1997;Turner &Ash,1975;von don Abbeele,1980）等等例如，就旅游的社会性质来说，可以把旅游看作“解脱”（escape,Cohen & Taylor,1992;Rojek,1993）、“游戏”（play,Cohen, 1985; Mergen, 1986 ）、“寻找本真”（authenticity—seeking, Cohen,1988; MacCannell, 1973、 1976;Wang, 1999 ）、 寻求“变化”和“新奇”（change and novelty,Cohen, 1974）、寻求“意义”（meaning, Cohen, 1979b; Graburn,1983）、寻求“自我攀升”（egoenhancement, Dann, 1977 ）、 体验“异乎寻常”（the extraordinary, Urry, 1990 ）、 “准朝圣”（quasi—pilgrimage, MacCannell, 1973、 1976 ）、 “神圣历程”（sacred passages, Graburn, 1983、1989;Turner & Turner, 1978）、充当“异乡客”（stranger, Breenblat & Gagnon, 1983; Boroca,1996）和“休闲迁移”（leisure migration, Borocz, 1996）等等。
就旅游的社会、 文化性功能来说， 可以把旅游看作“社会治疗”（social therapy, Krippendorf, 1987）、 “角色转换”或“社会补偿”（social compensation, Gottlied, 1982; Graburn, 1983; Lett,1983）、象征性消费（symbolic consumption, Brown, 1994）、 “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