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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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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万明 解扬   [英文标题]A Textual Research of Mingshi Gao Perserved at Tianyi Ge   [中文摘要]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 键 词]天一阁/万斯同/《明史稿》/史学思想/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

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 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

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

……《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详论,并未全部否认⑧ 当年12月,沙孟海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带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

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  二、天一阁藏《明史稿》形态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一至五、九册)为稿本,余为抄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稿本,如第1至第5册、第9册;誊录稿本,如第7册,明确为徐潮具稿,叶沆录;抄本,抄写人不一,墨色有浓淡之别然而,12册具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  各册的删改情形,又可分为四种: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如第1、5、7、8册;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6、12册;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3、4、9册;完全无墨笔删改,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11册。

  阁藏本《明史稿》除了标示“徐潮具稿”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已无异议,墨笔添注笔迹相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9册撰稿,同出一人,可认为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书写“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录页,明显非万氏笔迹第6、8、10册原稿字体相同,不同于前5册,当是书手誊抄,万斯同改定;杂入第10册的麻锦、麻贵等附传,是万氏亲笔第7册明确署名“徐潮具稿”,且是“叶沆录”,便不牵涉万斯同事,覈其笔迹,与第6、8、10册书手的不同,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第11、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  计阁藏本《明史稿》人物传记共406篇,其中正传248篇,附传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11)  具体来看,天一阁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册)出自万斯同手,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  以上说明了阁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态,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关系,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笔、朱笔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以墨笔初撰及誊抄,复以墨笔删改,再以朱笔增删、订正删改的墨笔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且其字体与第1、2、3、4、5、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修订的朱笔,除了订正传文,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  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该册《周世选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12) 在第16页,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  时倭寇东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选从,倭报踵至,御史将去之世选曰:‘督抚在远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难图也’御史然之,以兵属世远督而前,俘斩数十百人,获器甲资粮无算  朱笔于页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尝同页至次页,传文说:“……条上时政七事,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工部尚书雷礼,吏部侍郎秦鸣雷,皆极切直朱笔添注:“论雷礼见《实录》,余未见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上疏陈时弊四事”的内容,朱笔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传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条上战守八议”,被朱笔添注“此八议亦平常,不当入传”,同属一类。

  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如第18页说:“世宗末,言官摧抑过甚,人皆以言为讳穆宗即位,诸臣犹观望如昔朱笔添注:“隆庆初,言路大开,不得言‘观望如昔’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确切、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  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以致割裂史实,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例如第6册的《王廷瞻传》,朱笔删去第28页的7~10行,并反问撰者说:“此与下记‘光湖’只一事,何故分为二?”(13)  对誊抄者说的,见于第4册中的《赵佑传》在该册第17页传文中,有朱笔添注:“此处竞接下‘廷声,字克阶’段”,意在连缀第19页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页,《赵佑传》末,又有朱笔添注:“此下接上‘时与佑同以御史’一大段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同类情况,还见于同册《洪垣传》后,朱笔添注“同门生”,期以之连缀此页的《吕怀传》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来看,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作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阁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笔、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完整。

稿中传文未完、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  (二)阁藏本《明史稿》传文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如第1册74页《汪文盛传》附《子宗伊鲍象贤》,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鲍象贤在“鲍”字后无文,说明传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如第1册第45~49页的《毛澄传》,第68页的《张俊传》,第3册的《高瑶传》,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第4册目录中的“钱春”,第7册目录中的“马呈图”,均无传文呼应首次出现于第2册的《王德完传》,其结尾部分,却在第4册  第2、3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依倒序叠放据上文判断,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抄过后,未及再顺序排列,以复其原序,便呈请删改了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过程中,致成散乱的可能  从《明史稿》12册编纂、修改的状况来看,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明显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附传文所属的《明史·列传》的卷数;标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别。

如第6册,卷首仅有“明史第”、“列传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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