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摘 要：1990—20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最活跃、结构性变迁最剧烈的时期，与就业相关的社会情境和公共政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可能作用于两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及性别差异本文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通过对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机会与参与结果的纵向比较分析，试图辨识时期效应和性别制度效应结果发现，在此期间两性的在业概率双双下降，但女性的降幅远超男性;两性的收入水平双双提升，但男性的增速远超女性，故职场机会和就业结果的性别差异均随市场化的推进而加大双降”和“双升”应被解读为时代特征，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结果;而在这种“变态”中彰显出来的随时间而加大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以贯之的“常态”，应被视为传统性别规制的延续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强化效应未来的公共政策须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意识、细化保障女性就业的法律制度，从而帮助女性（和男性）实现自己的职业期待与家庭期待Key：市场化改革;女性就业;劳动收入;性别差异：F241.2 ：A ：1000-4149（2020）05-0001-18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35一、引言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基础前提，是她们获得全方位发展和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提升女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地位、推动性别关系更趋于平等的重要渠道。
从理论上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等宏观因素，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改善、经济社会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参与能力的持续提升等微观原因，女性的市场就业前景理应更为广阔，劳动力市场收益理应得到相应改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愈发严峻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全球性别平等差距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性别平等状况首次出现倒退;报告估算，在世界范围内，要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尚需100年;而要实现职场的性别平等，则需217年;2019年的报告还显示实现收入的性别平等更需257年，比此前任何一次报告的时间都长也就是说，性别平等事业的倒退，主要是因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差距的拉大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性别平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性别差异基本消失、女性甚至超过男性但是，在快速进步之时，也存在诸多不和谐之音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压缩性发展[1]，给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带来了愈发严峻的挑战，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变化给女性提供了许多新的和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但迄今为止，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就业门槛依旧更高、职场中断依旧更显、就业领域依旧更窄、收入水平依旧更低，劳动力市场上显性与隐性的性别差异并存，女性工作—家庭的角色冲突更为凸现[2]。
而且，学历越高，就业的性别差异越大那么，为什么在女性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的背景下，就业形势却愈发严峻？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透视出怎样的制度和结构的要因？特别是，从历史的视域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结构性因素的变迁是否对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及其结果带来有差异的影响？本文关注后一个问题，主要目的是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为度量指标，纵向分析这20年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探讨两性之间的异同这20年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之期，而大变革必然对女性就业带来全方位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此期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起步、慢行到快进的路径旅程粗略地讲，1990年，市场改革刚刚起步，处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末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成分还较淡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社会事业快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就业途径和就业模式等也都经历了相应的改变2003年后，市场化改革基本成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因此，在考察市场经济转型期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时，最好有不同时点的数据，而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恰恰形成了一个前后环环相扣、依次渐变的时间光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实验链条和变迁视角：市场体制深入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后，即形成了有差异的就业结构环境。
另一方面，得益于各类市场的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性别平等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以及低龄群体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消失、婚姻自主性的增强和子女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等，女性的市场参与能力大大提升由此，女性理应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果，但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否一定契洽同步呢？聚焦于这样的研究问题，本文试图突破过往研究多着眼于单个时点的局限，将女性的劳动就业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现代化进程呈现跨越式和压缩式发展、文化更具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历史时期中，透视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这无疑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此外，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具政策意义，可为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寻求良策;同时，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也有助于推动其他领域的性别平等，进而激发性别红利或性别平等红利二、文獻回顾与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普遍的社会现象，是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故相关的理论解读、实证分析和质性的经验探究[2-5]都为数众多，此处不做详述这里主要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对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要素进行简要回顾，以为后面的数据分析提供学理支撑。
1.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历时回顾将劳动就业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历程，从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女性就业的历史一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性别平等的政治旅程密切相关[6]，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产业工人约仅占全部产业工人的7.5%[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市场参与率持续攀升，直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停止增长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早期，得益于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轻工业的转型调整和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盛，女性获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回报但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入转型过程中及其后，女性成为这一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办社会”被视为加重了企业负担，耗费了企业经营者的精力，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故而也被视为影响企业走向市场、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逐步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成为企业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目标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的改革思路，驱动企业逐渐剥离了其社会责任，不断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再社会化，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不仅生儿育女的责任完全回归家庭，更主要的是，女性因生儿育女的生理功能和传统文化规制赋予的更多的育儿责任，均被视为不利于以市场机制最大化地配置社会资源的障碍，故女性也被视为（相对于男性而言）企业的负担。
于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她们更多地被转岗或下岗[8];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下岗人员总共达2000万人，其中女性占60%[6]在企业体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对女性就业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强化，更多的女性被抛出逐利的市场洪流之外20多年前的研究发现，尽管女工下岗人数增多，经受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转业阵痛[9]，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现代产业结构的建立，给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她们的就业率持续上升，第二产业的女性就业人数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女性就业人数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城镇女性手中的“铁饭碗”被打破，女性整体被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之中，从而使得她们在就业问题上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就业结构失调和固化、职业地位下降、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等[10]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业的性别歧视不仅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缓解[11]，反而进一步加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而言明显降低，而该趋势与近年部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升高形成鲜明对比;即便离婚率上升增加了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也不足以中和市场化给女性就业率带来的影响，且她们在市场工资的相对状况方面也有所恶化[12]。
因此，尽管第三产业兴起且日渐兴盛，其总值于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女性本应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机会，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未能给女性带来相应的机会2.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三种理论视域当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不仅未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而发生相应淡化，反而得以强化时，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区隔和两性在其间的不同际遇从起点、过程和结果来看当下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学界发现了“两高、一窄、两低”的特征，即就业门槛高和职场中断概率高、就业选择窄、职业声望低和工资收入低[2];尽管这些特征并非今天出现的新现象，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为凸显为此，学界形成了诸多理论视角，以解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其中，以下三種理论视域影响较大，即经济学的人力资本视角、社会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管理学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视角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域出发，对职场的性别区隔现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职场对女性的歧视，而主要在于女性人力资本较低（以及家庭分工的理性决策）给企业带来的回报较低之故[12]的确，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及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既影响人们的就业意愿，也直接制约就业结果或回报。
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尤其是会显著影响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3]无论是哪一类所有制企业，性别差异都显著存在;但是，在私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中，性别差异更大[14]即便是在大学生中，男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女性高约42%[15]但是，经济学视角最大的局限是它忽视了女性人力资本较低背后的原因;而且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为何在当下青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年轻群体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过程与结果仍不如男性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研究发现，学习成绩越好、学历越高，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越严重[15-16]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她们的就业领域更狭窄、适合她们的岗位更少，而与此同时，她们对职业发展的要求却更高，难以随便将就;另一方面，她们的竞争对手更多：对于较好的职位，既要与其他同样优秀的女性和男性竞争，也要与普通的男性竞争社会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注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看到了两性人力资本的差异，也看到了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以父权制度为根本的文化规制和附着于其上，或对其予以强化的制度政策他们追问的是，在“男主外”的性别分工模式已被彻底撼动、女性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境下，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为何未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他们继续拷问，若人力资本是决定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表现的根本要素，那么，今天正规人力资本已然不输于同辈男性群体的低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应与同辈男性无异，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却依旧伴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这类女性的就业环境更为严峻。
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结构、社会文化规制及人口再生产功能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彼此强化，制约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本再投资的机会，从而使得女性在雇用、培训、晋升、回报等各个就业环节面临隐性或显性的歧视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基于性别、母职期待和母职行为的歧视——无论这种歧视背后的原因为何[2，17]——或拒绝录用女性，或将她们安排在次要与低薪岗位[18-19]，或在晋升过程中对男性和女性提供双重标准管理学的学者强调，劳动力市。